转：国学的产生、衰落与当代的复兴
2015年04月09日 10:34:51 访问量：275次
编者按：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学热”在全国各地不断升温，也引起一些人的质疑与批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什么？下自民间，上至学界以及政府，不同的社会领域和阶层在国学中寻求什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民众对国学有什么期待？它应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国学复兴的当代意义是什么？对此，著名学者赵敏俐先生有几点看法，本刊分次发表以飨读者，并期望学者专家共同讨论。
国学复兴的相关事件
要讨论“国学复兴的当代意义”这个话题，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最近20年来与国学热相关的事件。据我个人所了解，国学重新受人关注，应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其中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件是北京大学于1992年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创办了《国学研究》，2000年初更名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这是“国学”二字在中国大陆沉寂了近40多年之后的重提，从此国学开始成为中国大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影响了以后中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另一件事情是在1995年，由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九人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的016号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很快得到了社会响应。1997年中国大陆第一所以传统文化教育、经典诵读为特色的圣陶实验学校成立。自此而起，以诵读经典为目标的中华传统教育开始在全国重新兴起。
21世纪的国学复兴是从教育领域开始的，它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在高等学校内部开始的国学研究，第二是在中小学阶段开始的经典诵读活动。进入21世纪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国学热，也主要在教育界展开。其中高校的国学复兴以研究为主，逐步发展为学科建设、培养人才，并很快波及相关的研究院所与文化机构。以北京而言，又有几件值得提及的重要事件，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于2005年5月28日正式宣布成立，2005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了“国学院揭牌暨开学典礼”仪式，开始正式招收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光明日报》于2006年1月10日正式推出“国学版”，全面讨论有关国学的各类问题，发表有关的文化学术动态。首都师范大学于2007年10月10日举行了隆重的国学传播中心成立大会，开展了以“国学网”为标志的一系列国学传播活动。2009年7月21日开始，中央电视台第三频道(综艺频道)举办了“开心学国学”栏目，中央电视台旅游卫视频道从2008年12月6日开播了国学堂频道。在中小学阶段的诵读经典活动，也由最初的民间行为逐渐变成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参与。2002年8月，在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简称四海教育)的推动下，安徽省教育厅发出“关于召开儿童经典诵读工程试点工作会议的通知”，并在16－17日召开了相关会议，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教育厅名义发布的以学习传统文化为内容的正式文件。此后，广东省教育厅、内蒙古教育厅先后发文推动该项活动。2003年9月，民政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四部委主办“万家小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小区读书活动”，将经典诵读作为小区活动开展。2008年，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国家语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号召。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各高等院校纷纷成立国学研究机构，开设相关课程，探索招生与培养人才的模式与方法，如武汉大学2001年招收了国学试验班，厦门大学2006年成立了国学研究院，现在全国设有国学院及相关机构的高校不下几十所，甚至在中央党校，2006年也曾经举行过“当前国学热中的若干问题”的讲座。各地中小学包括私立学校也纷纷把“三百千”、“四书”等作为教材。如山东莱西自2004年开始在滨河小学等几所城区小学进行国学经典启蒙教育，2005年在全市普及推广。2006年，沈阳市皇姑区在全区60多所中小学，近7万名学生中开展以传统文化经典为主的国学教育。香港、台湾等地区也同样如此。如香港在2004年成立了国际经典文化协会，2004年7月主办了“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自2003年开始推动国学经典教育，1996年成立了以承接中华文化为宗旨的觉证文教基金会，2003年成立了弘扬中华文化会。台湾方面，1994年王财贵教授发起“儿童诵读经典”的教育运动，16年来，他在台湾、美国、东南亚及大陆演讲2000多场，掀起了全球华人“儿童读经”风潮。出版社、电视台、报纸等也纷纷出版各类国学著作，宣传、介绍有关的国学知识和文化活动。中央电视台举办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百家讲坛”；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已经召开了六届世界儒学大会；2011年7月15日，在长沙举办了第五届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7月18日，作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所主持的中华传统文化诵读工程，在北京举办了《论语》100夏令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成立中国国学中心，隶属国务院参事室。中国国学中心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与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馆(水立方)、未来的国家美术馆、国家工艺美术馆等为邻，居于即将落成的北京国家级文化综合体之首，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日前，由国务院参事室作为主办单位组织的中国国学中心(国学研究与国际交流中心)建筑设计方案已经完成，预计11月2日正式动工。现在只要上网搜索，有关国学的各种活动的信息就会大量出现在你的面前。“国学”真的是大有复兴之势了。
以上这些事件，有的以“国学”为名，有的不以“国学”为名，但统统属于当代社会“国学复兴”的内容。有关“国学”的种种讨论，自然也以这些现象的出现为背景。那么，我们在这里首先就要弄清一个问题，“国学”的最初含义是什么？它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时间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
“国学”的最初含义与产生背景
简单地讲，“国学”最初的含义专指中国古代以儒家学说为主的学问，这个学问以中国儒家经学为基础，兼及其他诸子百家与文史之学。再扩大一点，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所有关于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之学，但是其核心是儒家的经学，这是不易之论。不过，在西方文化没有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前，并没有“国学”之名，那时候的学者只是把中国传统的学问分为“经学”、“史学”、“诸子之学”，或者“汉学”、“宋学”等等。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文化，亦即“西学”的大规模进入，于是就有了“中学”之名，以之与“西学”相区别。后来，才由“中学”逐渐演变成“国学”。据我所知，“国学”这一名称的流行，当是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之间。当时的倡导者主要是辛亥革命后的一批文化改良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把“中学”改称“国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学”与“国”相统一的关系，认为中华民族如果自立自强，在文化上就不能依靠西学，而必须依靠自己。如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才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粹学报》第九期，1906年)章太炎先生1906－1909年在东京创立“国学讲习会”，1913－1916年在国内又再次办起章氏国学会，举办国学讲演。他在《民报》第七号所载的《国学讲习会序》中指出：“夫国学者，国家所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立者也。”由此可见，“国学”这一概念，是在与西方文化有了比较之后才出现的，它的产生，从一开始就与中华民族的兴亡有关，是民族文化危机的产物，其核心则是强调中华文化传统存在的重要性。
“国学”在20世纪的命运
虽然章太炎、邓实等人强调“国学”作为中华文化传统存在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文化基础。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他们的“国学”观却没有受到重视，没有成为当时主流的文化思潮。原因很简单，也很清楚。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主要危机是生存危机。
最初，中国人认为产生这一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技不如人，因此有了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并没有拯救中国，在大清国海军实力占优的情况下，甲午海战却败给了东瀛，而且败得一塌涂地。于是一批有识的中国人进而认识到中国的封建政治不行，因此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仍然受西方列强的欺负，于是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进而批判中国文化。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同一种落后东西的两个方面，因此就有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以，打倒“孔家店”也就意味着要把中国传统文化扫地出门。这一段耳熟能详的中国现代史知识告诉我们，反对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否定国学的现代价值，乃是那一时代大部分中国人在实践中得出的必然结论，符合历史的逻辑，“五四运动”因而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虽然人们对“五四运动”以来的偏激行为进行了反思，但是接下来的抗日战争将民族的存亡变成了头等大事，没有将这个问题的讨论再深入下去。虽然仍然有人倡导复兴“国学”，保护“国粹”，虽然还有许多学者做着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书斋式学问，可是，面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国学”一度不可避免走向了衰落。
“国学”重新被关注的原因
“国学”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再度被关注，首先是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开始。自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的所谓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把中华民族带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还彻底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开始了迅猛的发展，在物质文明上取得了飞速的进步，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家用电器从80年代初的录音机、电视机发展到计算机的普及，个人交通工具从改革开放时的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今天已经开始普及的汽车，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赶上了西方社会近百年的步伐。如今我们走在城市开阔的马路上，眼前是一片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到处都是车水马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我国许多大城市建设的现代化程度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差。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却有所失落，文学、历史、哲学的知识日渐贫乏，说话的语气越来越粗俗，行为举止越来越缺少礼貌，我们正在远离文明的教养。工厂排污，奶粉掺假，法官嫖娼，护士参与人口贩卖……在人们的身边发生着一件件耸人听闻的事情。
没有了崇高的人生价值追求，唯利是图正在成为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人生准则，民族正在集体丧失诚信，不仅丧失了个人诚信，而且有的地方连政府的诚信也面临质疑。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人面临这样的精神失落？为什么中国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信任危机？为什么老人摔倒在大街上无人敢扶？为什么家家装上防盗门窗？原因何在？全国人民都在思考。老百姓从生活经验出发，总结自己的直观感受；知识分子从哲学历史等方面思考，进行理论的分析。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把问题归结到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传统文化的断裂。我们曾亲手毁掉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精心构建的文化大厦。我们曾经把精神文明的进步同样寄托于向西方文明的学习，这时候却又发现，虽然西方文化有可以学习的一面，但是它并不是拯救中华民族精神的灵丹妙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却很难移植西方的文化。于是我们开始明白，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文化和信仰，不可能支撑经济的长久发展，也不可能带来社会的幸福与和谐。于是有人开始重提“国学”这一概念，重新思考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心向国学成为许多中华儿女在今天的自觉追求。于是，我们看到了复兴国学的种种迹象，传统的风俗习惯正在慢慢地恢复，传统的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正在重新受到重视，诵读古代经典的琅琅读书声正在从全国各地响起，“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价值观正在重新得到倡导。这一切都说明，“国学”的回归是时代的潮流，是老百姓的心愿，是中华民族对自己古老文化的重新认可，也是百年来我们自己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总结。这就是国学在21世纪重新被国人关注的最主要原因。
国学复兴与21世纪的国学观
“国学”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兴衰命运，如果从学理上思考，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它在现代化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无论是“五四”以来对它的批判还是今天对它的重新弘扬，最终都指向这一点。在当下轰轰烈烈的国学复兴运动中，其实还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如有的人就说：“所谓‘国学’，实质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那‘国学’是什么呢？就是讲儒家的那点东西，封建的那些价值观念。”(见2006年6月28日《文汇报·“国学”质疑》一文)这话代表了当代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它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将“国学”等同于儒家思想，等同于封建文化，等同于保守、顽固。其二是将“国学”与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科学”对立起来，认为二者势不两立。这恰恰是“五四”以来在国学问题上存在的时代局限，也是当下在“国学”复兴时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需要我们对其做出新的认识。
第一、国学与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的关系。
首先是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广义的“传统文化”指的是中国过去所有的文化。自“五四”以来，由于一些学人过于强调传统文化的落后性，显然，这种观点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首先我们应该懂得，人类社会是一步一步走向现代的，落后总是相对而言，不能因为昨天比今天落后就把昨天全部否定。此外，我们还应该知道，人类之所以能够一步一步前进，是因为他总是将昨天的进步当做今天的起点。否定了昨天所取得的成就，今天的进步从何而来？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扬弃不断进步的过程，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人类社会得以前进的基本前提。当然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也有不少落后的东西，比如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治和等级制度等。即便是儒家文化当中也有很多值得批判之处，但其中更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勤俭知足的生活观念，贵和执中的处世思想，贵义贱利的价值取向，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等等。如果没有优秀的民族文化作为支撑，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如何可以延续五千年？
其次是要弄清“国学”概念的意义。“国学是什么？”国学既不等同于儒家文化，自然也不等同于全部封建文化，国学应该指的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虽然对于什么才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同时代的人也许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总的来讲，自20世纪初期学人们提出“国学”这一概念的初始阶段起，就特别强调它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方面。洋务运动派最早用“中学”来对应“西学”，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其目的就是既要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也要保持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后来国粹学派将国学称之为“国粹”，更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倾向。所以，是否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优秀的一面，可以看成是中国文化改良派和中国文化革命派的分水岭。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离不开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离不开“国学”。当下的学术界对国学的理解又有广狭之分。有人坚持大国学观，这以季羡林为代表。他说：“国学是中国五千年来各民族共同积累的优秀中国文化的总称。”张岂之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新时代的国学应该是“百家之学”，并对此做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先秦诸子争鸣，彼此促进，形成了春秋战国子学与史学的繁荣；汉唐时期，儒道释教融通，共同发展，开创了宋明新儒学、新道家、新佛学昌盛的局面；西学东渐，方兴未艾，促成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态势。”有人主张狭义的国学，如汤一介引用马一浮在1938年说过的话：“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对此他又有自己的解释：“盖‘六艺之学’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其后之学术文化皆源于此，而代有发挥，并在其间又吸取其他文化以营养之。”“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之学术。”“人类社会所遇到的问题常常是共同的，人类往往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是大同小异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国学”范畴的界定虽然有广狭之分，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要继承中华文化当中“优秀”的东西。
第二、国学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国学指的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严格来讲它与“西方文化”不是一个对应的概念。与“西方文化”相对应的应该是“中国文化”或者说是“传统文化”。如同中国文化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一样，西方文化也是如此。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开始所认识的西方文化，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由于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落后，更看重西方文化好的一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中西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无论从早期的“中体西用”到19世纪末期的“维新运动”，再到“五四”以后有人所倡导的“全盘西化”，实际上中国人所使用的“西方文化”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西方的先进文化，而不是西方的落后文化。这也是导致上个世纪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否定的最主要的客观原因。如今，时代的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腾飞，国力增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一方面是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日渐加深，对当今世界矛盾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今天国人的中西文化观也就有了新的提高。可以说，我们是真正较为清楚地认识到了什么叫“中国文化本位”。中国人所生存的空间是亚洲东部，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都在这块土地上养成的，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此。传统文化是我们身上的原初基因，它会通过遗传的方式代代相传，如影随形，从根本上不可能完全抛弃。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杂交的方式改变我们的一部分基因，但是原初基因却会永远保留，它仍然是新生命中的一部分。
既然如此，我们就会平心静气地来审视自己的文化，客观地看到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立足于脚下这片土地和在这块土地上所生成的文化，同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优点。我们既不能自卑，也不能妄自尊大。弘扬中国特有的文化智慧，使之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为全人类的和平做出贡献。时代进步了，现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也正在改变，他们同样发现了中华文化的优点，也在不断地发现自己本土文化的不足。因此，平等交流，和平对话，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应该是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第三、国学与民主、科学的关系。
强调“国学”指的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种优秀的传统也不是全能的，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如果从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与“科学”的角度来说，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封建专制政体，有着与近代的民主科学不相容的一面。但是，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我们现在认识到两点。第一点是：中华文化的内容极为丰富，并不仅仅是落后反动的封建专制主义，本身也包含着一定的民主的科学的东西，包含着对美好的社会理想的追求。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思想，既有与封建专制社会相适应的一面，还有对封建专制进行严厉批判、高扬人文主义精神的一面。如孔子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等。再如以“智”、“仁”、“勇”为代表的儒家“三达德”，由“仁”、“义”、“礼”、“智”、“信”组成的社会伦理“五常”，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道德伦理基础，是衡量一个人文明修养程度的标尺。第二点是：实现现代化光靠“民主”和“科学”也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更高的社会理想为目标，那就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相爱。要使“民主”和“科学”成为实现人类大同理想服务的目的，就要有与之相应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与道德修养的国民来推行。在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度，在一个没有道德信仰的民族中，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科学”也未必能够给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现代化的建设不仅需要民主，需要科学，更需要道德，需要人性。不承认血缘亲情与普遍的人性，不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其精华之处正是它的高尚的道德追求。
弘扬国学，其核心也是要重建中华民族的道德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究“义利之辨”，强调将社会道义放在经济利益之上。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人不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反对“见利忘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近30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道德建设相对薄弱。毒大米、地沟油、问题奶粉，恶性事件不时见诸报端，社会集体道德濒临沦丧。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封建主义的官本位和特权制死灰复燃，都在侵蚀着社会。这些有违于中华民族近百年来追求的伟大理想，正在不断地引发社会矛盾。说明一个社会如果缺乏起码的公平原则，如果没有对正义的追求，如果没有高尚的道德理想作为个体和群体的奋斗目标，“民主”也会成为某些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科学”也会适得其反，可能成为危害人类的可怕的武器。可见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文化道德的建设至关重要！
国学复兴与当代文化建设
以上，我们从20世纪末以来有关的国学复兴事件开始，进而讨论了国学在二十世纪的境遇以及国学观的变迁等问题。下面我们再来讨论国学与当代文化建设这个问题。我以为，国学复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生的幸福，它应该与国人的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国学如果仅仅成为学者们在书斋中讨论的学问，那将是国学的悲哀，最终也不可真正的复兴。事实上，国学之所以复兴，首先因为它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国学的复兴，本身就是国人为了追求美好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建设。
标志着当下国学复兴的最重要现象并不是高等学校里有关研究机构的成立与学者们的纯学术研究，而是以中小学诵读经典为主的一系列教育活动。
近几年，我曾参观过多所以读经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私立学校，如北京的四海孔子书院，天津的天真国际书院等。来到书院，我首先被孩子朗朗的读书声所感动，为他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所感动。同时也引发我一些深深的思考。我国现在已经实行义务九年制教育，上小学与初中基本上不用家长花钱，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家长要花费昂贵的学费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让他们来读传统经典呢？难道现在的学校所学的知识还不够多吗？学生们的负担还不够重吗？在天津天真国际书院里，我看到校园里赫然书写着这样一些校训：“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语)；“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唐君毅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等等。于是我就想，为什么我在许多公立小学里看不到这些东西呢？显然，当下我国中小学的教育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教育思想的问题，第二是教材的问题。这让我回想起我在小学时老师教我的东西，思想教育多是政治口号，很少讲道德伦理。那时候要我们学习的英雄人物是雷锋，而雷锋精神的最重要内容是爱憎分明，他的助人为乐是有阶级性的。总之，回顾从1949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三十多年的中小学教育，我们一直是以阶级斗争教育来代替道德教育的。小学课本里面所选的课文多半是与之相配合的“半夜鸡叫”、“少年英雄刘文学”等故事。在我的小学教育里，基本上没有接受过多少传统文化知识，从来没有“人之初，性本善”这类的教育，《诗经》、《楚辞》、《论语》、《孟子》等从来没有听说过。改革开放以后，在一切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运作模式下，中小学教育变成了以升学考试为唯一目标的应试教育，文化知识被肢解，道德教育更加缺失。与此同时，充斥整个社会的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的病态社会观念，早已把中小学生的心灵冲垮，把原本纯洁的校园搅得污泥浊水。我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小学班里选班长，让学生们投票，结果一个小学生以两票当选。原因是这个小学生课下用一块巧克力贿赂了另一个同学，那个同学也投了他一票。其余的同学，在家长的教育影响下全都投票给了自己。而那个两票当选的学生，回家受到的父母的热情表扬。没有正确的是非判断，将行使民主的权利变成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小学生身上，想想多可怕啊。
中小学教育是当下国学复兴的标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参与经典诵读活动的主体虽然是学生，推动这项活动发展的却是社会、是家长，是群众。是大人将在自己身上不能实现的理想寄托于下一代。这说明21世纪“国学”回归的大潮，包含着国人重建中华文明的深情期待，包含着国人对文化知识的追求与高雅的人格的期待。
国学复兴另一个深厚的社会基础是中华民族的风俗礼仪生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它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因而也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既是一个民族物质文化的积淀，也是精神文明的载体。最典型的是各种传统节日的形成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风俗，如春节，本来是为了纪念一年的结束，庆祝新一年开始的传统节日，它所表达的核心精神是对家庭、宗族、国家、生活的热爱，所以围绕它而产生一系列的祭祀、庆祝活动，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礼仪，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饮食、起居、游乐等习俗。这些传统中国节日的形成，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既反映中华民族的生活理想，也包含了他们的精神寄托，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文化载体。取消了这些传统的节日，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淡乎寡味，失落了民族之魂，有时候甚至感到生活没有意义。事实上，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节日在民间也不曾中断，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春节、中秋的地位也远远高于“五一”、“十一”。官方即便禁止，老百姓也会私下庆祝；你没有自己的节日，他们甚至会过洋节。可见节日在传承文化中的地位。正因为如此，经过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多次呼吁，到2007年，全国人大终于将除夕、清明、端午、中秋列为国家法定假日，这是真正体现民意的举措。
21世纪的国学复兴运动发起于民间，源自于社会生活，它的最终目的是重建民族的精神大厦，追求高雅的文化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风范，使之与现代化的民主科学协调发展，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它起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第一是建设具有公平正义的物质文化环境：国学复兴的首要任务是要建立丰富的物质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生活水平，是所有人的共同富裕，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大同社会”。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丰富的物质文化是人类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的基础。第二是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繁衍，最终积累为丰富的文化知识。这些知识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提高我们生活质量、展示我们人生品位的基础。这些知识包括文化历史知识，如历史朝代的变更，人类各种文明的发现；天文地理知识，如历法的形成、节气的来源，地理的沿革、著名的风景名胜等等；文学艺术知识，如中国古代著名的诗歌、戏曲、小说、书法、绘画，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宗教礼仪知识，如中国古代的宗教形态、各种礼仪的来源等方方面面。知识虽然不能代表人的全部文化修养，但是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的人则肯定缺少修养，他的精神生活一定会极度贫乏，肯定会缺少高尚的道德追求。中国人在对子女进行教育的初级阶段，就要教育孩子背诵古典诗词，学习琴、棋、书、画等等，所以如此，就是要把子女培养成一个具有文化教养的人。第三是道德人格与文化理想的追求。复兴国学的最高境界是要有高尚的道德追求，树立崇高的人格理想，这要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平等有机结合。道德本身具有抽象性，它的实现要有现代的公平正义为基础。举例来讲，孔子讲“仁爱”，他说“仁者爱人”，但是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在这里，“克己复礼”是孔子的社会理想，其具体表现形态是周代社会的等级制度。而我们今天讲仁爱，首先是应该尊重人人平等的社会权利，自由平等是我们的社会理想，其具体表现形态应该是具有现代特征的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文化的核心表达是人类对社会理想的追求和建构，它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中国文化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追求更加进步的社会理想，人类文明所需要的道德理想。
国学复兴的当代意义
以上，我们讲述了国学复兴、国学与中西方文化、国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等问题，接下来我们再讨论一下国学复兴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如前面所讲，国学虽然指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从现代社会建设的角度来讲，它还是有许多先天不足的因素，如科学与民主的缺失，如难以脱离的历史文化语境等等。现代中国社会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吸收全人类进步的文化，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平等、民主、法制。建立一个民主的法制的社会是这个社会发展的根基。之所以如此，因为民主和法制是追求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基础。没有民主和法制，如何追求公平和正义？没有公平和正义，哪会有国家的繁荣强盛与长治久安？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更多的是现代西方文化传递给我们的。所以，重新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重新认识国学与民主和科学的关系，是国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站在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有超越洋务派、国粹派、西化派和革命派的眼光，从建设现代化的、民主的、公平的和谐的社会制度这样的高度来复兴国学。国学复兴的本质是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从民族历史中寻找文化资源，以丰富和完善现代化建设中的人文精神，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理解，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而不是简单的复古和照搬。国学复兴就是开掘民族文化资源的历史宝库，让这条历史的河流顺畅地流向现代，以滋养当代人的心灵。它本身就包括多个层面：有文化知识的学习，有艺术审美的观照，有历史经验的总结，有科学哲理的探寻，有高尚人格的塑造，有社会理想的追求。只有将这些丰富的人文精神与公平正义的、现代社会制度有机地融合，才能建设成一个人类美好的家园。从这一角度来讲，复兴国学不是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建设现代社会制度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我们说国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个优秀文化的核心，就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追求生活的幸福，包括物质生活的幸福与精神生活的幸福。它既是人类的伟大理想，也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强大动力，是实现这种公平和正义的强有力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21世纪的国学复兴首先从教育开始。因为全民都已经开始认识到：文化教育、人格教育和人性教育，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东西，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基石。
国学复兴的相关事件
要讨论“国学复兴的当代意义”这个话题，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最近20年来与国学热相关的事件。据我个人所了解，国学重新受人关注，应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其中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件是北京大学于1992年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创办了《国学研究》，2000年初更名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这是“国学”二字在中国大陆沉寂了近40多年之后的重提，从此国学开始成为中国大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影响了以后中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另一件事情是在1995年，由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九人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的016号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很快得到了社会响应。1997年中国大陆第一所以传统文化教育、经典诵读为特色的圣陶实验学校成立。自此而起，以诵读经典为目标的中华传统教育开始在全国重新兴起。
21世纪的国学复兴是从教育领域开始的，它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在高等学校内部开始的国学研究，第二是在中小学阶段开始的经典诵读活动。进入21世纪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国学热，也主要在教育界展开。其中高校的国学复兴以研究为主，逐步发展为学科建设、培养人才，并很快波及相关的研究院所与文化机构。以北京而言，又有几件值得提及的重要事件，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于2005年5月28日正式宣布成立，2005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了“国学院揭牌暨开学典礼”仪式，开始正式招收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光明日报》于2006年1月10日正式推出“国学版”，全面讨论有关国学的各类问题，发表有关的文化学术动态。首都师范大学于2007年10月10日举行了隆重的国学传播中心成立大会，开展了以“国学网”为标志的一系列国学传播活动。2009年7月21日开始，中央电视台第三频道(综艺频道)举办了“开心学国学”栏目，中央电视台旅游卫视频道从2008年12月6日开播了国学堂频道。在中小学阶段的诵读经典活动，也由最初的民间行为逐渐变成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参与。2002年8月，在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简称四海教育)的推动下，安徽省教育厅发出“关于召开儿童经典诵读工程试点工作会议的通知”，并在16－17日召开了相关会议，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教育厅名义发布的以学习传统文化为内容的正式文件。此后，广东省教育厅、内蒙古教育厅先后发文推动该项活动。2003年9月，民政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四部委主办“万家小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小区读书活动”，将经典诵读作为小区活动开展。2008年，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国家语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号召。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各高等院校纷纷成立国学研究机构，开设相关课程，探索招生与培养人才的模式与方法，如武汉大学2001年招收了国学试验班，厦门大学2006年成立了国学研究院，现在全国设有国学院及相关机构的高校不下几十所，甚至在中央党校，2006年也曾经举行过“当前国学热中的若干问题”的讲座。各地中小学包括私立学校也纷纷把“三百千”、“四书”等作为教材。如山东莱西自2004年开始在滨河小学等几所城区小学进行国学经典启蒙教育，2005年在全市普及推广。2006年，沈阳市皇姑区在全区60多所中小学，近7万名学生中开展以传统文化经典为主的国学教育。香港、台湾等地区也同样如此。如香港在2004年成立了国际经典文化协会，2004年7月主办了“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自2003年开始推动国学经典教育，1996年成立了以承接中华文化为宗旨的觉证文教基金会，2003年成立了弘扬中华文化会。台湾方面，1994年王财贵教授发起“儿童诵读经典”的教育运动，16年来，他在台湾、美国、东南亚及大陆演讲2000多场，掀起了全球华人“儿童读经”风潮。出版社、电视台、报纸等也纷纷出版各类国学著作，宣传、介绍有关的国学知识和文化活动。中央电视台举办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百家讲坛”；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已经召开了六届世界儒学大会；2011年7月15日，在长沙举办了第五届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7月18日，作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所主持的中华传统文化诵读工程，在北京举办了《论语》100夏令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成立中国国学中心，隶属国务院参事室。中国国学中心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与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馆(水立方)、未来的国家美术馆、国家工艺美术馆等为邻，居于即将落成的北京国家级文化综合体之首，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日前，由国务院参事室作为主办单位组织的中国国学中心(国学研究与国际交流中心)建筑设计方案已经完成，预计11月2日正式动工。现在只要上网搜索，有关国学的各种活动的信息就会大量出现在你的面前。“国学”真的是大有复兴之势了。
以上这些事件，有的以“国学”为名，有的不以“国学”为名，但统统属于当代社会“国学复兴”的内容。有关“国学”的种种讨论，自然也以这些现象的出现为背景。那么，我们在这里首先就要弄清一个问题，“国学”的最初含义是什么？它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时间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
“国学”的最初含义与产生背景
简单地讲，“国学”最初的含义专指中国古代以儒家学说为主的学问，这个学问以中国儒家经学为基础，兼及其他诸子百家与文史之学。再扩大一点，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所有关于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之学，但是其核心是儒家的经学，这是不易之论。不过，在西方文化没有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前，并没有“国学”之名，那时候的学者只是把中国传统的学问分为“经学”、“史学”、“诸子之学”，或者“汉学”、“宋学”等等。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文化，亦即“西学”的大规模进入，于是就有了“中学”之名，以之与“西学”相区别。后来，才由“中学”逐渐演变成“国学”。据我所知，“国学”这一名称的流行，当是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之间。当时的倡导者主要是辛亥革命后的一批文化改良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把“中学”改称“国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学”与“国”相统一的关系，认为中华民族如果自立自强，在文化上就不能依靠西学，而必须依靠自己。如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才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粹学报》第九期，1906年)章太炎先生1906－1909年在东京创立“国学讲习会”，1913－1916年在国内又再次办起章氏国学会，举办国学讲演。他在《民报》第七号所载的《国学讲习会序》中指出：“夫国学者，国家所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立者也。”由此可见，“国学”这一概念，是在与西方文化有了比较之后才出现的，它的产生，从一开始就与中华民族的兴亡有关，是民族文化危机的产物，其核心则是强调中华文化传统存在的重要性。
“国学”在20世纪的命运
虽然章太炎、邓实等人强调“国学”作为中华文化传统存在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文化基础。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他们的“国学”观却没有受到重视，没有成为当时主流的文化思潮。原因很简单，也很清楚。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主要危机是生存危机。
最初，中国人认为产生这一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技不如人，因此有了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并没有拯救中国，在大清国海军实力占优的情况下，甲午海战却败给了东瀛，而且败得一塌涂地。于是一批有识的中国人进而认识到中国的封建政治不行，因此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仍然受西方列强的欺负，于是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进而批判中国文化。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同一种落后东西的两个方面，因此就有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以，打倒“孔家店”也就意味着要把中国传统文化扫地出门。这一段耳熟能详的中国现代史知识告诉我们，反对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否定国学的现代价值，乃是那一时代大部分中国人在实践中得出的必然结论，符合历史的逻辑，“五四运动”因而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虽然人们对“五四运动”以来的偏激行为进行了反思，但是接下来的抗日战争将民族的存亡变成了头等大事，没有将这个问题的讨论再深入下去。虽然仍然有人倡导复兴“国学”，保护“国粹”，虽然还有许多学者做着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书斋式学问，可是，面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国学”一度不可避免走向了衰落。
“国学”重新被关注的原因
“国学”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再度被关注，首先是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开始。自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的所谓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把中华民族带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还彻底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开始了迅猛的发展，在物质文明上取得了飞速的进步，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家用电器从80年代初的录音机、电视机发展到计算机的普及，个人交通工具从改革开放时的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今天已经开始普及的汽车，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赶上了西方社会近百年的步伐。如今我们走在城市开阔的马路上，眼前是一片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到处都是车水马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我国许多大城市建设的现代化程度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差。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却有所失落，文学、历史、哲学的知识日渐贫乏，说话的语气越来越粗俗，行为举止越来越缺少礼貌，我们正在远离文明的教养。工厂排污，奶粉掺假，法官嫖娼，护士参与人口贩卖……在人们的身边发生着一件件耸人听闻的事情。
没有了崇高的人生价值追求，唯利是图正在成为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人生准则，民族正在集体丧失诚信，不仅丧失了个人诚信，而且有的地方连政府的诚信也面临质疑。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人面临这样的精神失落？为什么中国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信任危机？为什么老人摔倒在大街上无人敢扶？为什么家家装上防盗门窗？原因何在？全国人民都在思考。老百姓从生活经验出发，总结自己的直观感受；知识分子从哲学历史等方面思考，进行理论的分析。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把问题归结到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传统文化的断裂。我们曾亲手毁掉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精心构建的文化大厦。我们曾经把精神文明的进步同样寄托于向西方文明的学习，这时候却又发现，虽然西方文化有可以学习的一面，但是它并不是拯救中华民族精神的灵丹妙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却很难移植西方的文化。于是我们开始明白，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文化和信仰，不可能支撑经济的长久发展，也不可能带来社会的幸福与和谐。于是有人开始重提“国学”这一概念，重新思考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心向国学成为许多中华儿女在今天的自觉追求。于是，我们看到了复兴国学的种种迹象，传统的风俗习惯正在慢慢地恢复，传统的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正在重新受到重视，诵读古代经典的琅琅读书声正在从全国各地响起，“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价值观正在重新得到倡导。这一切都说明，“国学”的回归是时代的潮流，是老百姓的心愿，是中华民族对自己古老文化的重新认可，也是百年来我们自己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总结。这就是国学在21世纪重新被国人关注的最主要原因。
国学复兴与21世纪的国学观
“国学”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兴衰命运，如果从学理上思考，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它在现代化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无论是“五四”以来对它的批判还是今天对它的重新弘扬，最终都指向这一点。在当下轰轰烈烈的国学复兴运动中，其实还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如有的人就说：“所谓‘国学’，实质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那‘国学’是什么呢？就是讲儒家的那点东西，封建的那些价值观念。”(见2006年6月28日《文汇报·“国学”质疑》一文)这话代表了当代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它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将“国学”等同于儒家思想，等同于封建文化，等同于保守、顽固。其二是将“国学”与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科学”对立起来，认为二者势不两立。这恰恰是“五四”以来在国学问题上存在的时代局限，也是当下在“国学”复兴时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需要我们对其做出新的认识。
第一、国学与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的关系。
首先是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广义的“传统文化”指的是中国过去所有的文化。自“五四”以来，由于一些学人过于强调传统文化的落后性，显然，这种观点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首先我们应该懂得，人类社会是一步一步走向现代的，落后总是相对而言，不能因为昨天比今天落后就把昨天全部否定。此外，我们还应该知道，人类之所以能够一步一步前进，是因为他总是将昨天的进步当做今天的起点。否定了昨天所取得的成就，今天的进步从何而来？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扬弃不断进步的过程，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人类社会得以前进的基本前提。当然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也有不少落后的东西，比如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治和等级制度等。即便是儒家文化当中也有很多值得批判之处，但其中更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勤俭知足的生活观念，贵和执中的处世思想，贵义贱利的价值取向，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等等。如果没有优秀的民族文化作为支撑，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如何可以延续五千年？
其次是要弄清“国学”概念的意义。“国学是什么？”国学既不等同于儒家文化，自然也不等同于全部封建文化，国学应该指的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虽然对于什么才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同时代的人也许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总的来讲，自20世纪初期学人们提出“国学”这一概念的初始阶段起，就特别强调它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方面。洋务运动派最早用“中学”来对应“西学”，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其目的就是既要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也要保持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后来国粹学派将国学称之为“国粹”，更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倾向。所以，是否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优秀的一面，可以看成是中国文化改良派和中国文化革命派的分水岭。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离不开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离不开“国学”。当下的学术界对国学的理解又有广狭之分。有人坚持大国学观，这以季羡林为代表。他说：“国学是中国五千年来各民族共同积累的优秀中国文化的总称。”张岂之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新时代的国学应该是“百家之学”，并对此做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先秦诸子争鸣，彼此促进，形成了春秋战国子学与史学的繁荣；汉唐时期，儒道释教融通，共同发展，开创了宋明新儒学、新道家、新佛学昌盛的局面；西学东渐，方兴未艾，促成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态势。”有人主张狭义的国学，如汤一介引用马一浮在1938年说过的话：“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对此他又有自己的解释：“盖‘六艺之学’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其后之学术文化皆源于此，而代有发挥，并在其间又吸取其他文化以营养之。”“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之学术。”“人类社会所遇到的问题常常是共同的，人类往往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是大同小异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国学”范畴的界定虽然有广狭之分，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要继承中华文化当中“优秀”的东西。
第二、国学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国学指的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严格来讲它与“西方文化”不是一个对应的概念。与“西方文化”相对应的应该是“中国文化”或者说是“传统文化”。如同中国文化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一样，西方文化也是如此。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开始所认识的西方文化，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由于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落后，更看重西方文化好的一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中西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无论从早期的“中体西用”到19世纪末期的“维新运动”，再到“五四”以后有人所倡导的“全盘西化”，实际上中国人所使用的“西方文化”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西方的先进文化，而不是西方的落后文化。这也是导致上个世纪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否定的最主要的客观原因。如今，时代的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腾飞，国力增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一方面是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日渐加深，对当今世界矛盾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今天国人的中西文化观也就有了新的提高。可以说，我们是真正较为清楚地认识到了什么叫“中国文化本位”。中国人所生存的空间是亚洲东部，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都在这块土地上养成的，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此。传统文化是我们身上的原初基因，它会通过遗传的方式代代相传，如影随形，从根本上不可能完全抛弃。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杂交的方式改变我们的一部分基因，但是原初基因却会永远保留，它仍然是新生命中的一部分。
既然如此，我们就会平心静气地来审视自己的文化，客观地看到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立足于脚下这片土地和在这块土地上所生成的文化，同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优点。我们既不能自卑，也不能妄自尊大。弘扬中国特有的文化智慧，使之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为全人类的和平做出贡献。时代进步了，现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也正在改变，他们同样发现了中华文化的优点，也在不断地发现自己本土文化的不足。因此，平等交流，和平对话，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应该是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第三、国学与民主、科学的关系。
强调“国学”指的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种优秀的传统也不是全能的，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如果从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与“科学”的角度来说，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封建专制政体，有着与近代的民主科学不相容的一面。但是，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我们现在认识到两点。第一点是：中华文化的内容极为丰富，并不仅仅是落后反动的封建专制主义，本身也包含着一定的民主的科学的东西，包含着对美好的社会理想的追求。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思想，既有与封建专制社会相适应的一面，还有对封建专制进行严厉批判、高扬人文主义精神的一面。如孔子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等。再如以“智”、“仁”、“勇”为代表的儒家“三达德”，由“仁”、“义”、“礼”、“智”、“信”组成的社会伦理“五常”，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道德伦理基础，是衡量一个人文明修养程度的标尺。第二点是：实现现代化光靠“民主”和“科学”也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更高的社会理想为目标，那就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相爱。要使“民主”和“科学”成为实现人类大同理想服务的目的，就要有与之相应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与道德修养的国民来推行。在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度，在一个没有道德信仰的民族中，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科学”也未必能够给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现代化的建设不仅需要民主，需要科学，更需要道德，需要人性。不承认血缘亲情与普遍的人性，不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其精华之处正是它的高尚的道德追求。
弘扬国学，其核心也是要重建中华民族的道德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究“义利之辨”，强调将社会道义放在经济利益之上。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人不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反对“见利忘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近30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道德建设相对薄弱。毒大米、地沟油、问题奶粉，恶性事件不时见诸报端，社会集体道德濒临沦丧。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封建主义的官本位和特权制死灰复燃，都在侵蚀着社会。这些有违于中华民族近百年来追求的伟大理想，正在不断地引发社会矛盾。说明一个社会如果缺乏起码的公平原则，如果没有对正义的追求，如果没有高尚的道德理想作为个体和群体的奋斗目标，“民主”也会成为某些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科学”也会适得其反，可能成为危害人类的可怕的武器。可见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文化道德的建设至关重要！
国学复兴与当代文化建设
以上，我们从20世纪末以来有关的国学复兴事件开始，进而讨论了国学在二十世纪的境遇以及国学观的变迁等问题。下面我们再来讨论国学与当代文化建设这个问题。我以为，国学复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生的幸福，它应该与国人的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国学如果仅仅成为学者们在书斋中讨论的学问，那将是国学的悲哀，最终也不可真正的复兴。事实上，国学之所以复兴，首先因为它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国学的复兴，本身就是国人为了追求美好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建设。
标志着当下国学复兴的最重要现象并不是高等学校里有关研究机构的成立与学者们的纯学术研究，而是以中小学诵读经典为主的一系列教育活动。
近几年，我曾参观过多所以读经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私立学校，如北京的四海孔子书院，天津的天真国际书院等。来到书院，我首先被孩子朗朗的读书声所感动，为他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所感动。同时也引发我一些深深的思考。我国现在已经实行义务九年制教育，上小学与初中基本上不用家长花钱，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家长要花费昂贵的学费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让他们来读传统经典呢？难道现在的学校所学的知识还不够多吗？学生们的负担还不够重吗？在天津天真国际书院里，我看到校园里赫然书写着这样一些校训：“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语)；“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唐君毅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等等。于是我就想，为什么我在许多公立小学里看不到这些东西呢？显然，当下我国中小学的教育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教育思想的问题，第二是教材的问题。这让我回想起我在小学时老师教我的东西，思想教育多是政治口号，很少讲道德伦理。那时候要我们学习的英雄人物是雷锋，而雷锋精神的最重要内容是爱憎分明，他的助人为乐是有阶级性的。总之，回顾从1949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三十多年的中小学教育，我们一直是以阶级斗争教育来代替道德教育的。小学课本里面所选的课文多半是与之相配合的“半夜鸡叫”、“少年英雄刘文学”等故事。在我的小学教育里，基本上没有接受过多少传统文化知识，从来没有“人之初，性本善”这类的教育，《诗经》、《楚辞》、《论语》、《孟子》等从来没有听说过。改革开放以后，在一切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运作模式下，中小学教育变成了以升学考试为唯一目标的应试教育，文化知识被肢解，道德教育更加缺失。与此同时，充斥整个社会的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的病态社会观念，早已把中小学生的心灵冲垮，把原本纯洁的校园搅得污泥浊水。我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小学班里选班长，让学生们投票，结果一个小学生以两票当选。原因是这个小学生课下用一块巧克力贿赂了另一个同学，那个同学也投了他一票。其余的同学，在家长的教育影响下全都投票给了自己。而那个两票当选的学生，回家受到的父母的热情表扬。没有正确的是非判断，将行使民主的权利变成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小学生身上，想想多可怕啊。
中小学教育是当下国学复兴的标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参与经典诵读活动的主体虽然是学生，推动这项活动发展的却是社会、是家长，是群众。是大人将在自己身上不能实现的理想寄托于下一代。这说明21世纪“国学”回归的大潮，包含着国人重建中华文明的深情期待，包含着国人对文化知识的追求与高雅的人格的期待。
国学复兴另一个深厚的社会基础是中华民族的风俗礼仪生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它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因而也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既是一个民族物质文化的积淀，也是精神文明的载体。最典型的是各种传统节日的形成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风俗，如春节，本来是为了纪念一年的结束，庆祝新一年开始的传统节日，它所表达的核心精神是对家庭、宗族、国家、生活的热爱，所以围绕它而产生一系列的祭祀、庆祝活动，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礼仪，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饮食、起居、游乐等习俗。这些传统中国节日的形成，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既反映中华民族的生活理想，也包含了他们的精神寄托，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文化载体。取消了这些传统的节日，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淡乎寡味，失落了民族之魂，有时候甚至感到生活没有意义。事实上，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节日在民间也不曾中断，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春节、中秋的地位也远远高于“五一”、“十一”。官方即便禁止，老百姓也会私下庆祝；你没有自己的节日，他们甚至会过洋节。可见节日在传承文化中的地位。正因为如此，经过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多次呼吁，到2007年，全国人大终于将除夕、清明、端午、中秋列为国家法定假日，这是真正体现民意的举措。
21世纪的国学复兴运动发起于民间，源自于社会生活，它的最终目的是重建民族的精神大厦，追求高雅的文化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风范，使之与现代化的民主科学协调发展，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它起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第一是建设具有公平正义的物质文化环境：国学复兴的首要任务是要建立丰富的物质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生活水平，是所有人的共同富裕，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大同社会”。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丰富的物质文化是人类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的基础。第二是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繁衍，最终积累为丰富的文化知识。这些知识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提高我们生活质量、展示我们人生品位的基础。这些知识包括文化历史知识，如历史朝代的变更，人类各种文明的发现；天文地理知识，如历法的形成、节气的来源，地理的沿革、著名的风景名胜等等；文学艺术知识，如中国古代著名的诗歌、戏曲、小说、书法、绘画，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宗教礼仪知识，如中国古代的宗教形态、各种礼仪的来源等方方面面。知识虽然不能代表人的全部文化修养，但是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的人则肯定缺少修养，他的精神生活一定会极度贫乏，肯定会缺少高尚的道德追求。中国人在对子女进行教育的初级阶段，就要教育孩子背诵古典诗词，学习琴、棋、书、画等等，所以如此，就是要把子女培养成一个具有文化教养的人。第三是道德人格与文化理想的追求。复兴国学的最高境界是要有高尚的道德追求，树立崇高的人格理想，这要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平等有机结合。道德本身具有抽象性，它的实现要有现代的公平正义为基础。举例来讲，孔子讲“仁爱”，他说“仁者爱人”，但是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在这里，“克己复礼”是孔子的社会理想，其具体表现形态是周代社会的等级制度。而我们今天讲仁爱，首先是应该尊重人人平等的社会权利，自由平等是我们的社会理想，其具体表现形态应该是具有现代特征的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文化的核心表达是人类对社会理想的追求和建构，它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中国文化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追求更加进步的社会理想，人类文明所需要的道德理想。
国学复兴的当代意义
以上，我们讲述了国学复兴、国学与中西方文化、国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等问题，接下来我们再讨论一下国学复兴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如前面所讲，国学虽然指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从现代社会建设的角度来讲，它还是有许多先天不足的因素，如科学与民主的缺失，如难以脱离的历史文化语境等等。现代中国社会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吸收全人类进步的文化，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平等、民主、法制。建立一个民主的法制的社会是这个社会发展的根基。之所以如此，因为民主和法制是追求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基础。没有民主和法制，如何追求公平和正义？没有公平和正义，哪会有国家的繁荣强盛与长治久安？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更多的是现代西方文化传递给我们的。所以，重新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重新认识国学与民主和科学的关系，是国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站在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有超越洋务派、国粹派、西化派和革命派的眼光，从建设现代化的、民主的、公平的和谐的社会制度这样的高度来复兴国学。国学复兴的本质是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从民族历史中寻找文化资源，以丰富和完善现代化建设中的人文精神，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理解，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而不是简单的复古和照搬。国学复兴就是开掘民族文化资源的历史宝库，让这条历史的河流顺畅地流向现代，以滋养当代人的心灵。它本身就包括多个层面：有文化知识的学习，有艺术审美的观照，有历史经验的总结，有科学哲理的探寻，有高尚人格的塑造，有社会理想的追求。只有将这些丰富的人文精神与公平正义的、现代社会制度有机地融合，才能建设成一个人类美好的家园。从这一角度来讲，复兴国学不是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建设现代社会制度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我们说国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个优秀文化的核心，就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追求生活的幸福，包括物质生活的幸福与精神生活的幸福。它既是人类的伟大理想，也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强大动力，是实现这种公平和正义的强有力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21世纪的国学复兴首先从教育开始。因为全民都已经开始认识到：文化教育、人格教育和人性教育，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东西，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基石。
编辑：林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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