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慧与学历高低无关

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没学历而有智慧的人，可以有效地获取知识，甚至创造出新知识。智慧是知识后的内心顿悟而产生的，只有当头脑、心灵和身体真正和谐时，智慧才存在。

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理念又是教育文化的精髓。世界大学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有代表性的教育理念。

概括起来，主要有英国约翰·纽曼的理性大学理念、德国威廉·洪堡的文化大学理念和美国克拉克·克尔的多元化巨型大学理念。这些理念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中，虽然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云时代的到来，它们显得不适应了，需要以崭新的教育理念来升级。

中国近代大学是从欧美模式克隆过来的，民国时期的大学在借鉴西方教育经验的基础上，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学理念。可是，在1949年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学理念是缺失的。

近一二十年，一些大学也不断在提出各自的办学理念，但基本上没触及教育的本质。绝大多数大学的校训，都是流于形式的对偶排比句。现在看来，教育理念必须与时俱进，从教育的本质上设计一种崭新的教育理念，这就是以开启智慧为宗旨的“大智慧之光”理念。

大智慧与学历高低无关

人类发展历史上，推动社会变革和前进的都是最富有智慧的人物。例如，在政治社会领域，先后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宣言》等，都是一些思想前卫富有智慧的人物推动和写成的。

在科学技术领域，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证伪了托勒密的“地心说”，而且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质疑声音虽然一直不断，但宇宙中万事万物无不处于变化或进化之中，应该符合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除却变化，别无永恒之物”的至理名言。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本身就是大智慧的体现，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观念。

14世纪，从意大利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使伟大的思想光芒辐射到全欧洲。这是智慧的光芒，她孕育出了意大利文坛上的三杰：但丁、比特拉克和薄伽丘。在艺术领域，也出现了美术“三巨匠”：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他们的艺术成就达到了光辉灿烂的巅峰。

达·芬奇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位通才，他不仅是绘画的巨匠，而且在物理学、天文学、建筑学、水利、机械、地质学等领域里都有重大建树。他设计了第一张汽车图纸，第一款直升机，甚至设计出了初级的机器人。他留下了七千多页的科学发明手稿，如果他的发明都得以实现，本可以使人类的文明至少提前一百多年。

其实，达·芬奇只受过初等教育，并没有高学历，他的学问都是自学而来。这说明，智慧基本上与学历、学位高低无关，甚至也与知识的多寡也无关。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没学历而有智慧的人，可以有效地获取知识，甚至创造出新知识。智慧是知识后的内心顿悟而产生的，只有当头脑、心灵和身体真正和谐时，智慧才存在。

应当说，生理发育正常的人，都有潜在的智慧，但需要通过悟性来开启。智慧与创造是因果关系，因有智慧才导致创造活动，智慧是知识与灵性的结合体，因此提高灵性是人们获得智慧的唯一途径。

因此，智慧是不能教授的，而只能是在无焦虑、无恐惧和无贪婪的心境中，通过精神灵性的修炼而获得。遗憾的是，中国人绝大多数不懂精神灵性，也不鼓励冒险的品质，而执迷于物质的索取，这些是中国人缺乏创造力的主要原因。

只有智慧才是力量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话流传了三百多年了。其实，知识不等于力量，只有智慧才是力量。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教育理念已经过时了，重建教育理念势在必行。

人们惊奇地发现，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最具智慧的大师级人物和流芳百世的巨著越来越少了，不仅不能与天才的17世纪相比，也远远逊色于19世纪。原因何在？正是教育的保守性窒息了受教育者的智慧。

美国edx总裁Anant Agarwal评论道：“教育在过去500年中，实际上（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上一次变革，是印刷机和教科书。”中国近代大学的历史与欧洲中世纪诞生的大学相比，要晚了八百多年。

要说保守性，我们的大学堪为世界之最，除了沿袭了欧美大学的老框框以外，还渗进了传统上某些保守、集权和功利的因素，泯灭了许多人的智慧。正如英国剧作家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乔治·肖伯纳所说：“我生下时很聪明的——教育把我给毁了。”

美国X大奖创始人、奇点大学执行主席彼特·戴曼迪斯更尖锐地指出：“标准化是教育规则，统一性是教育预期结果。同一年龄的所有学生使用相同教材，参加相同的考试，教学效果也按同样的考核尺度评估。学校以工厂为效仿对象；每一天都被均匀地分割为若干时间段，每段时间的开始和结果都以敲钟为号。”大学僵化到如此地步，难怪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发出呼吁，大学到了彻底改革的时候了，甚至有人无奈地喊出了要“杀死学校”！

当今全球的大学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精神，它们的保守性主要表现在教育的“游戏规则”错了。大学数百年以来的游戏规则都是玩的“知识游戏”，一切以“知识为中心”，课堂上传授的是知识，考试是背诵知识，评价人才优劣也是以考试成绩高低来衡量。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新“游戏规则”代替“知识游戏”。

因此我提出了“大智慧之光”（light of great wisdom）的教育理念。众所周知，灯塔是轮船航行的路标，没有灯塔亮光的指示，船只就会迷失方向。同样的，人类前行也需要亮光指引，这个亮光就是人类的智慧，特别是大智慧，它是人类的精神路标。

古希腊是一个充满创造的鼎盛时期，其诸多领域里的成就都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成为欧洲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的创造黄金时代，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其创造取决于三个因素：“惊异、自由、闲暇”，实际上这也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三条件。

哲学的英文词汇是philosophy,它是由希腊文的philia和sophia二字合成的，意思是“爱智—爱好智慧”之意。所以，哲学就是智慧科学，而教育则是传播智慧的学科，二者是天生的姊妹学科。

西方最著名的教育家都是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洛克、斯宾塞、罗素和杜威等。然而，中国当代的哲学家是不研究教育学的，更不参与教育改革的实践，而研究教育学的人又没有深厚的哲学功底，所以中国没有世界级著名的教育家就不足为奇了。

理想大学应当是智慧型大学

大学怎样才能成为传播智慧的中心呢？英国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约翰·纽曼曾指出：“探寻真理需要离群索居，心无二用，这是人类的常识。最伟大的思想家对自己思考的对象极为专心致志，不许别人打断。他们行为怪癖，或多或少对课堂及公共学校退避三舍。

‘大希腊之光’的毕达哥拉斯曾一度居住在洞穴里。‘伊奥尼亚之光’泰勒斯终生未娶，隐居一生，并多次拒绝王公贵族的邀请……”无论是“大希腊之光”“伊奥尼亚之光”，法国思想启蒙之光，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光等，实际上都是智慧之光。有鉴于此，大学应当成为一座“智慧的灯塔”，成为孕育大智慧人才的摇篮。

《智慧之光》是缅甸大禅师帕奥·西亚多的著作，他说在佛陀看来，佛眼是能够看到智慧的光明。但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智慧之光是个比喻，表示智慧照亮人生之路，智慧能够成就伟业。

很多出家人文化程度不高，有的甚至是目不识丁，但通过修行，不少人都成为佛学大师。例如，台湾星云（李国深）大师，他12岁出家，只读了四年私塾，但他经过潜心修行，创作了一百多部著作，独创了一笔字书法，他做的善事无数，获得的荣誉无数，这都是他的智慧所成就的。正如他所说：“我们的智慧是修来的。佛是智慧具足，多修多得，少修少得，不修不得。”

培养人才与出家人修行是一个道理，教育应当从佛教顿悟中得到启示。当今，教育的失败就在于背离了做学问所需要的“清静、淡泊和无欲”的境界，大学变得越来越功利和浮躁，越来越行政化和官僚化。

世界级的艺术大师齐白石曾说：“画家的心是出家的僧。学画其实走的是一条艰辛的路。”广而言之，任何成功人士的心，又何尝不是出家的僧呢？如果没有出家人的执著、淡泊和无欲的精神，是不能获得智慧的，也是不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至少，以研究和传承终极真理的理想大学，应当借鉴佛教修行的经验。

我们面临大数据时代的挑战的形势，以“传授知识”为中心的教育已不能适应，必须彻底变革，核心是确立“大智慧之光”的教育理念，营造“阅读、静思、顿悟”的学习境界，设计“智慧教室”，培训“智慧型的教师”，编写智慧教材，开展智慧性的课题讨论，等等。

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培育具有大智慧的人才。引导大学走出盲目追求高分数、高学历、高学位、高职称、高待遇的误区。如果不摒弃“惟知识论”的僵化教育理念，像华罗庚、梁漱溟、钱穆、叶圣陶、陈寅恪、朱自清、沈从文、钱锺书等有智慧的那类人，很可能统统被扼杀。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富有大智慧的人始终是极少数，其他人不是不能成为有智慧的人，而是他们缺少了成为大智慧人所必需的理想和执著精神。同时，一个国家必须摒弃一刀切的平均主义思想。一个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有放弃教育的权利，教育的悲剧之一就在于对不愿或不适合学习的人施加压力而造成的。

一个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万万不能强制。但是，一个民族必须在各学术领域滋养出一些大智慧的人物，以引领和提升全民族的智慧。这是穷究终极真理的需要，也是人类自我救赎的需要，理想大学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个使命。

天才的理论物理学家史提芬·霍金和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先后不断发出警告，人类生存处在危险之中。这绝非危言耸听，我们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以免遭遇不测。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确立“大智慧之光”教育理念，孕育出大智慧的人才，方可化解人类当前面临的诸多危机，也才能从根本上拯救人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