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语文”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语文”课程命名文化背景探析
2015年04月09日 10:12:05 访问量：235次
[“语文”作为我国社会母语课程名称造成了课程名称中民族标识的缺失，这一问题长期被学界忽略，造成了几十年来母语教学对汉语独特的民族性特点的忽视，不利于学习者的社会母语学习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共同文化认同意识的生成。我国社会母语课程民族标识的缺失既是建国时去“国”化的结果，也是上世纪40年代席卷全球的拉丁化文字改革的产物。深化我国社会母语课程改革须将此课程名称归正为“国语”，以推进我国社会母语课程的科学化建设进程，为提高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做贡献。]
当前的人们往往会引用吕叔湘先生1978年的那个说法说法：“有一位在里头工作的同志提议说，我们叫他语文行不行？语也在里头，文也在里头。后来就决定用语文这个名称了。”这种说法流传甚久，让人误以为当时的命名出于偶然和随意，所以许多人著文隐晦地批评了当时那种“无以名之”就“信手拈来”的做法。当时的命名真的那么不严肃吗？这其中其实有着一种历史的必然。
当我们求解我国社会母语课程命名的那段历史的时候，有些疑问一直未能解开。为何独有我国社会母语课程名称中没有民族或国别标识？叶圣陶先生解放前就强调过“国文和英文一样，是语文学科”，为何在1949年会将包括“国文”和“英文”等在内的上位概念“语文”用来给汉母语课程命名，并且像周扬、黎锦熙、胡愈之、胡绳、魏建功、吕叔湘等大家对“语文”这一课程名称也居然集体认同并未提出异议呢？对于思维缜密、治学严谨的叶圣陶先生犯逻辑常识的错误是绝无可能的。那么,当时命名行为的背后一定有着另外一种群体的逻辑在发生着作用，是什么特殊的时代因素影响着叶老等1949年时潜在的思维逻辑？除了建国前后“国语”改“普通话”、“国民”改“人民”等的“去‘国’化”的大的社会政治趋势的因素外，另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那个时代的群体逻辑就是认为“国文”将向“英文”趋同，将成为一种与英语类同的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这在今人看来多少有些吊诡的思维却着实代表了1940年代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一、拉丁化文字改革——20世纪上半叶汉语言文字建设的冲动
近代以来，救国图强的一些知识精英往往把中国的国力式微和国民愚昧归咎于教育，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中国几千年来的言文分离，于是致力于语文改革的言文一致运动由此而起。言文一致运动的第一个目标是白话战胜文言，第二目标就是汉字改拉丁化新文字（开始是提倡用切音字——罗马字）。第一个目标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实现，表现在母语教学上就是实现了普遍的白话文教学，这是我国母语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对于第二个目标的合理性尽管争议很大，但总体来讲，激进派占了上风。早在清末就有谭嗣同、吴稚晖和何凤华等提出废除汉字。民国时期，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蔡元培、鲁迅等曾都历数汉字之罪状，认为汉字是封建的遗存和文化的落后因子，强烈主张废除汉字。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鲁迅说：“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这就是那个时代占据上风的声音。
当时的语文改革者的一个主要主张就是要实现汉字的罗马化、拉丁化，这种尝试从189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前40年代的上海和香港，新文字运动正在高潮，1946年7月，上海《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发表了200封征求各界对中国文字拼音化意见的信，回信的结果是百分之百的人赞成文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80%的人赞成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1月11日《语文》又发表了倪海曙的《结束符号，建立文字！》，1947年2月20日，《香港1934年上海启智书局《大众语文论战》、1934年天马书店《语文论战的现阶段》、1937年新知书店《语文》月刊、1948年华东新华书店总店《鲁迅论中国语文改革》书影新文字学会会报》新2号发表千家驹的题字：“新文字是扫除文盲的重要武器，是知识大众化的桥梁。因此，凡愿知识为大众享受的，无不赞成它。只有固执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少数人，才对新文字抱着仇视的态度。”
在延安解放区，为了脱盲和普及文化，语文改革也十分活跃。瞿秋白、吴玉章等在20年代就积极参加了具有浓重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语运动，并把世界语与汉字拉丁化的新文字运动结合起来，提出在国内使用拉丁语化新文字，在国际使用世界语的口号。1929年他们与前苏联的同志郭质生、龙果夫等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尝试创造适合国民脱盲需要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由于这种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
标声调、可以拼写方言、分词连写等特点，简单易学，在苏区的扫盲运动中，曾有试用这种新文字扫除文盲的酝酿：1936年至1943年春在陕甘宁边区曾先后两次开展新文字扫盲运动，使拉丁化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得到推广试验。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1940年延安成立新文字协会，组织缘起上署名的发起人有延安“五老”和茅盾、周扬等99人，赞助人有毛泽东、朱德、董纯才等52人。同年秋，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与边区新文字协会联合创办了《SINWENZBAO》（新文字报）。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并宣布新文字与汉字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新文字报》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虽然后来由于战事，推行新文字的试验被迫暂停，但这也为1949年建国前后重启文字改革留下伏笔。解放区的教育趋向无疑影响到了除旧布新的新中国的汉母语教育。
二、共同的新文字推广背景：1949年我国社会母语课程顶层设计者群体透视
我国社会母语课程更名为“语文”缘起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写新的中小学教科书之时，教材改称的建议经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叶圣陶和时任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和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的胡绳以及时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等的集体同意，才确定下来。1950年1月，正在编写国文教材的“国文组”改称“语文组”。后来随着《语文》教材的使用和《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语文”正式成为了新的课程名称。
从文献梳理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新中国社会母语课程建设是先有教材名称的拟定，后来才将教材名称用作课程名称；二是当时社会母语课程的顶层设计者解放前都有着提倡新文字或推广世界语的背景：魏建功是汉字改革运动的先驱，1925年他就提出中国革命的成功便在于文字改革的努力，认为驱逐方块鬼、建设新文字“是我们的时代的需要，是我们民族解放运动里一件大事”。叶圣陶解放前积极参加了推行新文字的活动：1934年，他就与陈望道、夏丐尊等共同发起“大众语”运动，认为要彻底改革文体必须同时改革文字并提出了文字的拼音化问题；1935年，他与蔡元培、周扬、郭沫若、茅盾、胡绳、胡愈之、黎锦熙、魏建功、吕叔湘、徐特立等等688人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使它（指‘拉丁化新文字’）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1947年3月，他又与魏建功一道又在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内担任理事。而胡绳在30代积极参加了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机关刊编辑工作，在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机关刊物《世界》任编辑，开展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宣传和讨论，并积极为当时的语文改革刊物《语文》月刊撰稿，且著有《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和《上海话新文字概论》等书。胡愈之是20世纪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领袖，积极宣传世界语并主张中国文字走拼音化的道路。此外还有一人不得不提，即对胡绳影响极大的叶籁士，叶胡二人在30年代曾一起宣传拉丁化新文字，叶主编的《工人识字班用的拉丁化课本》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1948年他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编审科科长，并担任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有着共同背景的这些人的语文改革思想无疑也影响到了新中国的语文建设。
三、历史的聚焦：“语文”一词嵌入我国社会母语课程的1949年8月
实行拉丁化语文改革是20世纪20--60年代的世界潮流。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拉丁化的语文改革运动。在前苏联的影响下，蒙古国把老蒙文改为拉丁化字母，后来又改为斯拉夫字母的新蒙文；1945年越南成立民主共和国，以拉丁化的越南语拼音文字为法定文字，废除汉字；日本在1946年也启动了汉字简体化和拉丁化改革；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拉丁化的印尼文作为法定文字；朝鲜和韩国在当时也改用了谚文拼音字母。中国始于20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也是受前苏联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运动的启发而兴起的。
处在这样的国际语文改革大潮流中，也是出于普及文化教育的现实需要，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5月，黎锦熙联名叶圣陶等多名语文学家建议成立文字改革研究会，以重启40年代始于延安的语文改革工作。1949年8月25日，受黎锦熙、叶圣陶等人之托，“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致信毛泽东，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汉字应改成拉丁化拼音文字在全国重点地区试行。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叶圣陶出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编审出版委员会主任”，魏建功任常任理事。该协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提倡中国文字改革，并且研究和试验中国文字改革方法。协会自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了几百种汉语新文字改革和推行方案。后来该会又改称“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委前身），叶圣陶、吕叔湘等身居其职。
就是在1949年8月，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的叶圣陶着手编写新的中小学汉母语课本时，将“语文”一词写入《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中，这一事件被认为标志着“语文”成为当时母语课程顶层设计者对母语课程名称的选择。
历史往往是许多复杂的事件一起造就的，历史不能假设，许多事件及其方向，成就了历史的必然。文化教育的普及需要语文改革，而语文改革也是为了普及文化教育。有理由相信在1949年这一年，包括叶圣陶在内的我国社会母语课程顶层设计者选择“语文”作为我国汉母语课程的名称时，潜在的思维逻辑就是：“既然（汉语文）改革终点是拼音化，汉字只是过渡性临时性的语言，不合理据似乎也无关紧要”；反正世界语文都将向着拉丁化方向发展，社会母语课程名称中民族标识的有无也就无关紧要了。可以认为，将我国社会母语课程命名为“语文”，既是吴稚晖、钱玄同、蔡元培、鲁迅、瞿秋白、吴玉章等人文字改革思想在汉母语学科建设上的体现，也是当时世界语乌托邦和拉丁化语文改革潮流大背景的时代印记，同时也是对解放区大众化语文教育取向（主要指启用新文字的准备）的一脉相承的体现。因为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理解为何深谙“国文和英文一样，是语文学科”学理的叶圣陶等人在1949年会将包括“国文”和“英文”等在内的上位概念“语文”用来给我国社会母语课程命名。
四、汉字拼音化的历史终结：1985年
当然语文拉丁化之路并未像1949年时吴玉章等激进者设想的那样通畅，“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字”或“新文字”）的社会使用范围十分有限，仅在50年代的东北铁路电报，解放军海军的手旗、灯号、无线电通讯和部分教科书、字词典等出现过。1950年6月，毛泽东对以吴玉章等人“认为汉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来代替”的看法不予赞同，强调“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应该“首先进行汉字的简化”。1953年毛泽东又指出：“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后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重心实际上就转移到落实简化字方案和推广普通话上了。这样的背景再加上前苏联俄语和文学分科的影响，就为1956年中学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时“汉语”并未改称“语言”创造了条件，但可惜那场改革在1958年初就匆匆收场。
由于历史的局限，学界将汉字普遍视作是落后事物的看法一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对母语课程建设影响非常大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到了80年代仍然认为：“汉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会加官僚政治，拼音加语体文配合工业化社会加民主政治”；汉字书法“这一项艺术注定了要衰落”，汉字“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其实是明朝后期才有的)，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時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正像韩军先生说的那样，“自建国以来，语言学界和语言学家对语文教育的干预远远超过文学界和文学家的干预”,连著名的语言学家对汉字的态度也是如此，当时背景下就当然无人会主张要让母语课程姓“汉”或“国”了，而对汉字书写教育的强调就更无从谈起了。
科学进步是改变历史的强大力量。希望废除汉字的取向一直到1983年王永民被称作“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五笔字型输入法突破了汉字输入电脑速度和效率的“瓶颈”以后才发生了根本逆转。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国人的汉字自卑情结终于解开。1985年，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汉字拉丁化、拼音化运动事实上至此画上了句号。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汉语信息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国人扬眉吐气，废除汉字的举动在今天早已被视为隔世迷狂，鲜有提及。然而，为废除汉字以便将来走拉丁化、拼音化道路所埋历史伏笔的“语文”名称却“因为走得太远,早已忘记了回家的路”，就像一个潜伏了多年却早已被抛弃了的卧底一样无所归依。
五、“国语”归来：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课程的学科归正
当今，“全球化”已经成为表征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中华民族已经无可避免地要主动迎接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一方面要融入全球社会，一方面又要继续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在完成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全体社会成员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显得非常重要，而作为承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任务的汉母语课程在受教育者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必须有所作为。以“语文”作为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课程（即社会母语课程）的名称，无“国”则有大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课程建设上的泛化和虚化。
如上所述，我国社会母语课程民族身份印记的缺失实质上是20世纪西学东渐中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国人在文化上的不自信的表现。事实表明，近一个世纪的汉字拉丁化、拼音化的路子行不通。随着汉字的优势在信息时代重新被认识，汉字在中华文明基因传承中的重要作用被更多地理解，以及全球孔子学院遍地开花形势的发展，我们将迎来汉语文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语言强国必须熔铸民族之魂，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课程更名“国语”（除国语课外，另设独立的文学课程）将成为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课程民族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更名是我国社会母语课程建设的守正创新之举，有利于社会母语教育摆脱长期以来的无谓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改变长期以来社会母语课程的面貌模糊和负载过多（多目标实际上是无目标）的弊端，从而更好地完成祖国语言文字教学的主任务，以造就未来我国社会母语教学和社会母语课程建设的大国气象。
更名“国语”，有助于考试测评的科学化和明晰化。社会母语考试测评的目的就是要考察应试者运用社会母语的综合能力，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高考和中考语文考试一定程度上存在藏猫猫似的神秘化和不明晰化取向，“游戏规则”未明，给一线日常社会母语教学者带来了很大困扰。不得不承认，考试在当前确实是“基础语文教育”的指挥棒。更名有利于中小学母语能力考试测评在积极借鉴“汉语能力测试”的方式和经验的基础上，向着更加科学化和明晰化的方向发展。
更名“国语”，有助于加强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高国语教学职业的准入门槛，强化国语教师的社会母语专业意识，夯实国语教师的语言文字功底，并促使教师真正形成对于语言文字终身学习的职业理念。
更名“国语”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第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课程理应体现国家法律意志，而且责无旁贷。
更名也将有助于学习者的“社会母语”（北师大王宁语）意识的自觉，亦即在富赡奥美、凝练精准、充满诗意的典范国语的学习中，感受国语文的语音、文字、语词、篇章之美，揣摩和发现国语思维的特点和语言运用的规律，蕴积语料，操练语言，涵养精神，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汉字书写能力退化和语言应用能力下降（如写作中词汇贫乏、语言直白而缺少韵味，冗杂啰嗦而表达模糊）的问题，也有助于学习者抵御来自外界的社会汉语“草率化、朦胧化、粗鄙化、游戏化、碎片化”趋向的不良影响，正视“现代汉语世界里的弱化、腐化、痞化、畸化”的语言危机，共同面对来自强势英语和网络用语的冲击，共同参与更具表现活力的既具有优雅风格和诗性特质，又具有能够体现智性思维与科学建构的“量化陈述能力”的理想国语的当代生成，推动国语现代性历史进程，以确保全球化时代我国社会母语的安全。
“语言是人的家园”（海德格尔语）。我国国家语言文字运用课程更名“国语”适得其所，有助于强化未来公民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牢固学习者与自身文明传统的联系，从而为振兴以社会母语为载体的民族文化，提高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原载于华东师大《基础教育》（CSSCI核心扩展）2014年第2期
当前的人们往往会引用吕叔湘先生1978年的那个说法说法：“有一位在里头工作的同志提议说，我们叫他语文行不行？语也在里头，文也在里头。后来就决定用语文这个名称了。”这种说法流传甚久，让人误以为当时的命名出于偶然和随意，所以许多人著文隐晦地批评了当时那种“无以名之”就“信手拈来”的做法。当时的命名真的那么不严肃吗？这其中其实有着一种历史的必然。
当我们求解我国社会母语课程命名的那段历史的时候，有些疑问一直未能解开。为何独有我国社会母语课程名称中没有民族或国别标识？叶圣陶先生解放前就强调过“国文和英文一样，是语文学科”，为何在1949年会将包括“国文”和“英文”等在内的上位概念“语文”用来给汉母语课程命名，并且像周扬、黎锦熙、胡愈之、胡绳、魏建功、吕叔湘等大家对“语文”这一课程名称也居然集体认同并未提出异议呢？对于思维缜密、治学严谨的叶圣陶先生犯逻辑常识的错误是绝无可能的。那么,当时命名行为的背后一定有着另外一种群体的逻辑在发生着作用，是什么特殊的时代因素影响着叶老等1949年时潜在的思维逻辑？除了建国前后“国语”改“普通话”、“国民”改“人民”等的“去‘国’化”的大的社会政治趋势的因素外，另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那个时代的群体逻辑就是认为“国文”将向“英文”趋同，将成为一种与英语类同的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这在今人看来多少有些吊诡的思维却着实代表了1940年代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一、拉丁化文字改革——20世纪上半叶汉语言文字建设的冲动
近代以来，救国图强的一些知识精英往往把中国的国力式微和国民愚昧归咎于教育，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中国几千年来的言文分离，于是致力于语文改革的言文一致运动由此而起。言文一致运动的第一个目标是白话战胜文言，第二目标就是汉字改拉丁化新文字（开始是提倡用切音字——罗马字）。第一个目标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实现，表现在母语教学上就是实现了普遍的白话文教学，这是我国母语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对于第二个目标的合理性尽管争议很大，但总体来讲，激进派占了上风。早在清末就有谭嗣同、吴稚晖和何凤华等提出废除汉字。民国时期，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蔡元培、鲁迅等曾都历数汉字之罪状，认为汉字是封建的遗存和文化的落后因子，强烈主张废除汉字。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鲁迅说：“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这就是那个时代占据上风的声音。
当时的语文改革者的一个主要主张就是要实现汉字的罗马化、拉丁化，这种尝试从189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前40年代的上海和香港，新文字运动正在高潮，1946年7月，上海《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发表了200封征求各界对中国文字拼音化意见的信，回信的结果是百分之百的人赞成文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80%的人赞成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1月11日《语文》又发表了倪海曙的《结束符号，建立文字！》，1947年2月20日，《香港1934年上海启智书局《大众语文论战》、1934年天马书店《语文论战的现阶段》、1937年新知书店《语文》月刊、1948年华东新华书店总店《鲁迅论中国语文改革》书影新文字学会会报》新2号发表千家驹的题字：“新文字是扫除文盲的重要武器，是知识大众化的桥梁。因此，凡愿知识为大众享受的，无不赞成它。只有固执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少数人，才对新文字抱着仇视的态度。”
在延安解放区，为了脱盲和普及文化，语文改革也十分活跃。瞿秋白、吴玉章等在20年代就积极参加了具有浓重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语运动，并把世界语与汉字拉丁化的新文字运动结合起来，提出在国内使用拉丁语化新文字，在国际使用世界语的口号。1929年他们与前苏联的同志郭质生、龙果夫等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尝试创造适合国民脱盲需要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由于这种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
标声调、可以拼写方言、分词连写等特点，简单易学，在苏区的扫盲运动中，曾有试用这种新文字扫除文盲的酝酿：1936年至1943年春在陕甘宁边区曾先后两次开展新文字扫盲运动，使拉丁化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得到推广试验。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1940年延安成立新文字协会，组织缘起上署名的发起人有延安“五老”和茅盾、周扬等99人，赞助人有毛泽东、朱德、董纯才等52人。同年秋，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与边区新文字协会联合创办了《SINWENZBAO》（新文字报）。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并宣布新文字与汉字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新文字报》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虽然后来由于战事，推行新文字的试验被迫暂停，但这也为1949年建国前后重启文字改革留下伏笔。解放区的教育趋向无疑影响到了除旧布新的新中国的汉母语教育。
二、共同的新文字推广背景：1949年我国社会母语课程顶层设计者群体透视
我国社会母语课程更名为“语文”缘起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写新的中小学教科书之时，教材改称的建议经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叶圣陶和时任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和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的胡绳以及时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等的集体同意，才确定下来。1950年1月，正在编写国文教材的“国文组”改称“语文组”。后来随着《语文》教材的使用和《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语文”正式成为了新的课程名称。
从文献梳理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新中国社会母语课程建设是先有教材名称的拟定，后来才将教材名称用作课程名称；二是当时社会母语课程的顶层设计者解放前都有着提倡新文字或推广世界语的背景：魏建功是汉字改革运动的先驱，1925年他就提出中国革命的成功便在于文字改革的努力，认为驱逐方块鬼、建设新文字“是我们的时代的需要，是我们民族解放运动里一件大事”。叶圣陶解放前积极参加了推行新文字的活动：1934年，他就与陈望道、夏丐尊等共同发起“大众语”运动，认为要彻底改革文体必须同时改革文字并提出了文字的拼音化问题；1935年，他与蔡元培、周扬、郭沫若、茅盾、胡绳、胡愈之、黎锦熙、魏建功、吕叔湘、徐特立等等688人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使它（指‘拉丁化新文字’）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1947年3月，他又与魏建功一道又在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内担任理事。而胡绳在30代积极参加了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机关刊编辑工作，在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机关刊物《世界》任编辑，开展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宣传和讨论，并积极为当时的语文改革刊物《语文》月刊撰稿，且著有《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和《上海话新文字概论》等书。胡愈之是20世纪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领袖，积极宣传世界语并主张中国文字走拼音化的道路。此外还有一人不得不提，即对胡绳影响极大的叶籁士，叶胡二人在30年代曾一起宣传拉丁化新文字，叶主编的《工人识字班用的拉丁化课本》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1948年他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编审科科长，并担任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有着共同背景的这些人的语文改革思想无疑也影响到了新中国的语文建设。
三、历史的聚焦：“语文”一词嵌入我国社会母语课程的1949年8月
实行拉丁化语文改革是20世纪20--60年代的世界潮流。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拉丁化的语文改革运动。在前苏联的影响下，蒙古国把老蒙文改为拉丁化字母，后来又改为斯拉夫字母的新蒙文；1945年越南成立民主共和国，以拉丁化的越南语拼音文字为法定文字，废除汉字；日本在1946年也启动了汉字简体化和拉丁化改革；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拉丁化的印尼文作为法定文字；朝鲜和韩国在当时也改用了谚文拼音字母。中国始于20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也是受前苏联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运动的启发而兴起的。
处在这样的国际语文改革大潮流中，也是出于普及文化教育的现实需要，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5月，黎锦熙联名叶圣陶等多名语文学家建议成立文字改革研究会，以重启40年代始于延安的语文改革工作。1949年8月25日，受黎锦熙、叶圣陶等人之托，“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致信毛泽东，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汉字应改成拉丁化拼音文字在全国重点地区试行。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叶圣陶出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编审出版委员会主任”，魏建功任常任理事。该协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提倡中国文字改革，并且研究和试验中国文字改革方法。协会自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了几百种汉语新文字改革和推行方案。后来该会又改称“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委前身），叶圣陶、吕叔湘等身居其职。
就是在1949年8月，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的叶圣陶着手编写新的中小学汉母语课本时，将“语文”一词写入《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中，这一事件被认为标志着“语文”成为当时母语课程顶层设计者对母语课程名称的选择。
历史往往是许多复杂的事件一起造就的，历史不能假设，许多事件及其方向，成就了历史的必然。文化教育的普及需要语文改革，而语文改革也是为了普及文化教育。有理由相信在1949年这一年，包括叶圣陶在内的我国社会母语课程顶层设计者选择“语文”作为我国汉母语课程的名称时，潜在的思维逻辑就是：“既然（汉语文）改革终点是拼音化，汉字只是过渡性临时性的语言，不合理据似乎也无关紧要”；反正世界语文都将向着拉丁化方向发展，社会母语课程名称中民族标识的有无也就无关紧要了。可以认为，将我国社会母语课程命名为“语文”，既是吴稚晖、钱玄同、蔡元培、鲁迅、瞿秋白、吴玉章等人文字改革思想在汉母语学科建设上的体现，也是当时世界语乌托邦和拉丁化语文改革潮流大背景的时代印记，同时也是对解放区大众化语文教育取向（主要指启用新文字的准备）的一脉相承的体现。因为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理解为何深谙“国文和英文一样，是语文学科”学理的叶圣陶等人在1949年会将包括“国文”和“英文”等在内的上位概念“语文”用来给我国社会母语课程命名。
四、汉字拼音化的历史终结：1985年
当然语文拉丁化之路并未像1949年时吴玉章等激进者设想的那样通畅，“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字”或“新文字”）的社会使用范围十分有限，仅在50年代的东北铁路电报，解放军海军的手旗、灯号、无线电通讯和部分教科书、字词典等出现过。1950年6月，毛泽东对以吴玉章等人“认为汉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来代替”的看法不予赞同，强调“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应该“首先进行汉字的简化”。1953年毛泽东又指出：“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后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重心实际上就转移到落实简化字方案和推广普通话上了。这样的背景再加上前苏联俄语和文学分科的影响，就为1956年中学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时“汉语”并未改称“语言”创造了条件，但可惜那场改革在1958年初就匆匆收场。
由于历史的局限，学界将汉字普遍视作是落后事物的看法一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对母语课程建设影响非常大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到了80年代仍然认为：“汉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会加官僚政治，拼音加语体文配合工业化社会加民主政治”；汉字书法“这一项艺术注定了要衰落”，汉字“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其实是明朝后期才有的)，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時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正像韩军先生说的那样，“自建国以来，语言学界和语言学家对语文教育的干预远远超过文学界和文学家的干预”,连著名的语言学家对汉字的态度也是如此，当时背景下就当然无人会主张要让母语课程姓“汉”或“国”了，而对汉字书写教育的强调就更无从谈起了。
科学进步是改变历史的强大力量。希望废除汉字的取向一直到1983年王永民被称作“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五笔字型输入法突破了汉字输入电脑速度和效率的“瓶颈”以后才发生了根本逆转。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国人的汉字自卑情结终于解开。1985年，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汉字拉丁化、拼音化运动事实上至此画上了句号。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汉语信息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国人扬眉吐气，废除汉字的举动在今天早已被视为隔世迷狂，鲜有提及。然而，为废除汉字以便将来走拉丁化、拼音化道路所埋历史伏笔的“语文”名称却“因为走得太远,早已忘记了回家的路”，就像一个潜伏了多年却早已被抛弃了的卧底一样无所归依。
五、“国语”归来：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课程的学科归正
当今，“全球化”已经成为表征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中华民族已经无可避免地要主动迎接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一方面要融入全球社会，一方面又要继续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在完成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全体社会成员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显得非常重要，而作为承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任务的汉母语课程在受教育者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必须有所作为。以“语文”作为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课程（即社会母语课程）的名称，无“国”则有大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课程建设上的泛化和虚化。
如上所述，我国社会母语课程民族身份印记的缺失实质上是20世纪西学东渐中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国人在文化上的不自信的表现。事实表明，近一个世纪的汉字拉丁化、拼音化的路子行不通。随着汉字的优势在信息时代重新被认识，汉字在中华文明基因传承中的重要作用被更多地理解，以及全球孔子学院遍地开花形势的发展，我们将迎来汉语文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语言强国必须熔铸民族之魂，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课程更名“国语”（除国语课外，另设独立的文学课程）将成为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课程民族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更名是我国社会母语课程建设的守正创新之举，有利于社会母语教育摆脱长期以来的无谓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改变长期以来社会母语课程的面貌模糊和负载过多（多目标实际上是无目标）的弊端，从而更好地完成祖国语言文字教学的主任务，以造就未来我国社会母语教学和社会母语课程建设的大国气象。
更名“国语”，有助于考试测评的科学化和明晰化。社会母语考试测评的目的就是要考察应试者运用社会母语的综合能力，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高考和中考语文考试一定程度上存在藏猫猫似的神秘化和不明晰化取向，“游戏规则”未明，给一线日常社会母语教学者带来了很大困扰。不得不承认，考试在当前确实是“基础语文教育”的指挥棒。更名有利于中小学母语能力考试测评在积极借鉴“汉语能力测试”的方式和经验的基础上，向着更加科学化和明晰化的方向发展。
更名“国语”，有助于加强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高国语教学职业的准入门槛，强化国语教师的社会母语专业意识，夯实国语教师的语言文字功底，并促使教师真正形成对于语言文字终身学习的职业理念。
更名“国语”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第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课程理应体现国家法律意志，而且责无旁贷。
更名也将有助于学习者的“社会母语”（北师大王宁语）意识的自觉，亦即在富赡奥美、凝练精准、充满诗意的典范国语的学习中，感受国语文的语音、文字、语词、篇章之美，揣摩和发现国语思维的特点和语言运用的规律，蕴积语料，操练语言，涵养精神，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汉字书写能力退化和语言应用能力下降（如写作中词汇贫乏、语言直白而缺少韵味，冗杂啰嗦而表达模糊）的问题，也有助于学习者抵御来自外界的社会汉语“草率化、朦胧化、粗鄙化、游戏化、碎片化”趋向的不良影响，正视“现代汉语世界里的弱化、腐化、痞化、畸化”的语言危机，共同面对来自强势英语和网络用语的冲击，共同参与更具表现活力的既具有优雅风格和诗性特质，又具有能够体现智性思维与科学建构的“量化陈述能力”的理想国语的当代生成，推动国语现代性历史进程，以确保全球化时代我国社会母语的安全。
“语言是人的家园”（海德格尔语）。我国国家语言文字运用课程更名“国语”适得其所，有助于强化未来公民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牢固学习者与自身文明传统的联系，从而为振兴以社会母语为载体的民族文化，提高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原载于华东师大《基础教育》（CSSCI核心扩展）2014年第2期
编辑：林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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