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郭跃辉：谁该为中学的“应试错误”买单？
2015年04月09日 10:42:07 访问量：324次
最近，《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衡水中学到底哪里不正常》的文章，影响较大。流行了十几年的“衡水模式”一直是教育成功的范式而存在的，即使是《看天下》杂志也是遮遮掩掩地提出了“神一样的中学”这样感情色彩不明的称呼，如此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其背后的用意确实值得深思。不过，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是：谁该为这种模式的后果买单？
《衡水中学到底哪里不正常》的作者历数了衡水中学的罪状，例如如洗脑般的“激情教育”、为了更好地控制而进行的“洗脑”、传递有害的“成功学”等等。用语不可谓不犀利，反思不可谓不透彻。作者还说：“有人说，衡水中学成为‘高考训练营’和‘加工厂’，是应试教育的大环境所逼，症结在于高考制度。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无法推卸办学者的责任。这条极端的应试道路主要是衡水中学主动选择的结果，它因此受益，也因此遭到指责。”
在我看来，这句话正好说反了，我觉得办学者虽有一定的责任，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教育体制。我记得著名的语文课程论专家王荣生先生曾经说：“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出现的集团性的问题乃至错误，一定不是教师个体的素质问题，一定是语文课程研制、语文教材编排上的问题乃至错误。”也就是说，如果“衡水模式”只在衡水中学实现，那可能是衡中的领导的责任，但全国像衡水中学那样的中学可以说不在少数，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我并不认为中国人的素质低，更不认为中国中学教师的素质低，任何从个人方面找共同的原因都是缘木求鱼。举一个小例子，最近我发现班级认真值日的同学很少，甚至有少数同学逃避做值日，每次走进教室都会发现教室地面脏乱差，一看就知道昨晚没有做值日。我安排劳动委员检查了一段时间，反馈的结果是同学们的责任心太差，不愿意做值日。面对这种观点，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个别学生责任心较差，这是难免的，但如果说班级学生普遍缺乏责任心，那就言过其实了。其实，不是学生责任心差，而是体制没有跟上。后来，我跟班委讨论了一下，终于制定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检查制度：每天早上7:00整，由纪律委员吴敏清负责检查班级卫生，并且在教室前面贴一张纸，如果认真完成值日，那就在日期后打钩，反之则打叉，这样的话，大家每天都很清楚地看到值日的情况。这几天，我发现教室的环境明显改观。面对这种情况，你还能说是个别同学的责任吗？只能从体制方面寻找原因。
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中国人爱闯红灯的现象，一些人将其归咎于中国人素质太低，但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明确指出：中国人的素质和外国人一样，他们爱闯红灯，不是素质方面的原因，而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中国式过马路，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更是一种体制现象。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说：“造成各民族不幸的原因，并不是人们的卑劣、邪恶和不正，而是他们的法律不完善”，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而如今，高考制度、录取方式得不到有效的改革，教育资源的分配又太不公平，面对这唯一一种公平的考试制度，面对分数就是一切的体制，全国各地的中学，除了挤破头地去竞争外，还有别的出路吗？衡水中学在某些方面确实有些过头，但这不是办学者主动选择的，而是教育体制下的无奈选择。谁愿意让学生整天搞题海战术？谁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为学生上课？这都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被逼无奈。
当应试教育成为一种风尚，于是大家一窝蜂地批评素质教育太空，不切实际；而当素质教育成为一种追求时，个别学者就开始大肆批判应试教育了。不是素质，就是应试，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其实是一种极端化的观念。于是课堂上，提倡自主探究，就把教师的作用降到最低；提倡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就将基本知识与能力批得体无完肤；提倡合作学习与小组讨论，就批评独立思考与教师指导。教育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教育的过程更为复杂。任何宏观的理论都无法阐释精微的教育现象，任何偏于一隅的教育理论都不可能持久地发挥作用，这一点已被外国教育史证明了。
我身在中学，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中学教师在整个教育大环境下的无奈。昨晚读郑学志老师的《班主任工作新视角》，书中提到有的教师利用学生写周记或日记的机会，打着交流的名义窥探学生的隐私，特别是所谓的心理问题的学生。这种现象有吗？当然有，但问题是谁该为这种行为负责？难道是班主任吗？难道是主管德育的领导吗？都不是，怨就要怨这个极度扭曲的社会与教育体制。试想，当一个学生有某种心理问题，班主任没有及时发现，导致了某种严重的后果，社会上的人会指责谁呢？当然是班主任。那班主任通过周记来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又被指责为不尊重学生的隐私，这公平吗？
身在中学，我自己只是希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学生一些不同的东西，但范围实在有限，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实在太小。小范围内的修修补补，还勉强行得通，但是要让整个大环境顺应自己的教育观念，那就有点痴心妄想了。特别是今年，我身在高三，能够亲身体会高考的压力，也能够体会“应试”二字的沉重的分量。我觉得，不管是衡水中学，还是其他被称为“神一样”的中学，在这种体制下的艰难生存已颇为不易，那些高高在上、没有亲身体验中学生活的所谓的学者，也请你们慎用“洗脑”、“成功学”之类的标签，更不要把矛头对准这些无辜的学校与教师。新的支柱还没有竖起，旧的支柱就要被推翻，那高楼大厦靠什么去支撑呢？
《衡水中学到底哪里不正常》的作者历数了衡水中学的罪状，例如如洗脑般的“激情教育”、为了更好地控制而进行的“洗脑”、传递有害的“成功学”等等。用语不可谓不犀利，反思不可谓不透彻。作者还说：“有人说，衡水中学成为‘高考训练营’和‘加工厂’，是应试教育的大环境所逼，症结在于高考制度。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无法推卸办学者的责任。这条极端的应试道路主要是衡水中学主动选择的结果，它因此受益，也因此遭到指责。”
在我看来，这句话正好说反了，我觉得办学者虽有一定的责任，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教育体制。我记得著名的语文课程论专家王荣生先生曾经说：“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出现的集团性的问题乃至错误，一定不是教师个体的素质问题，一定是语文课程研制、语文教材编排上的问题乃至错误。”也就是说，如果“衡水模式”只在衡水中学实现，那可能是衡中的领导的责任，但全国像衡水中学那样的中学可以说不在少数，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我并不认为中国人的素质低，更不认为中国中学教师的素质低，任何从个人方面找共同的原因都是缘木求鱼。举一个小例子，最近我发现班级认真值日的同学很少，甚至有少数同学逃避做值日，每次走进教室都会发现教室地面脏乱差，一看就知道昨晚没有做值日。我安排劳动委员检查了一段时间，反馈的结果是同学们的责任心太差，不愿意做值日。面对这种观点，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个别学生责任心较差，这是难免的，但如果说班级学生普遍缺乏责任心，那就言过其实了。其实，不是学生责任心差，而是体制没有跟上。后来，我跟班委讨论了一下，终于制定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检查制度：每天早上7:00整，由纪律委员吴敏清负责检查班级卫生，并且在教室前面贴一张纸，如果认真完成值日，那就在日期后打钩，反之则打叉，这样的话，大家每天都很清楚地看到值日的情况。这几天，我发现教室的环境明显改观。面对这种情况，你还能说是个别同学的责任吗？只能从体制方面寻找原因。
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中国人爱闯红灯的现象，一些人将其归咎于中国人素质太低，但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明确指出：中国人的素质和外国人一样，他们爱闯红灯，不是素质方面的原因，而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中国式过马路，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更是一种体制现象。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说：“造成各民族不幸的原因，并不是人们的卑劣、邪恶和不正，而是他们的法律不完善”，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而如今，高考制度、录取方式得不到有效的改革，教育资源的分配又太不公平，面对这唯一一种公平的考试制度，面对分数就是一切的体制，全国各地的中学，除了挤破头地去竞争外，还有别的出路吗？衡水中学在某些方面确实有些过头，但这不是办学者主动选择的，而是教育体制下的无奈选择。谁愿意让学生整天搞题海战术？谁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为学生上课？这都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被逼无奈。
当应试教育成为一种风尚，于是大家一窝蜂地批评素质教育太空，不切实际；而当素质教育成为一种追求时，个别学者就开始大肆批判应试教育了。不是素质，就是应试，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其实是一种极端化的观念。于是课堂上，提倡自主探究，就把教师的作用降到最低；提倡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就将基本知识与能力批得体无完肤；提倡合作学习与小组讨论，就批评独立思考与教师指导。教育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教育的过程更为复杂。任何宏观的理论都无法阐释精微的教育现象，任何偏于一隅的教育理论都不可能持久地发挥作用，这一点已被外国教育史证明了。
我身在中学，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中学教师在整个教育大环境下的无奈。昨晚读郑学志老师的《班主任工作新视角》，书中提到有的教师利用学生写周记或日记的机会，打着交流的名义窥探学生的隐私，特别是所谓的心理问题的学生。这种现象有吗？当然有，但问题是谁该为这种行为负责？难道是班主任吗？难道是主管德育的领导吗？都不是，怨就要怨这个极度扭曲的社会与教育体制。试想，当一个学生有某种心理问题，班主任没有及时发现，导致了某种严重的后果，社会上的人会指责谁呢？当然是班主任。那班主任通过周记来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又被指责为不尊重学生的隐私，这公平吗？
身在中学，我自己只是希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学生一些不同的东西，但范围实在有限，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实在太小。小范围内的修修补补，还勉强行得通，但是要让整个大环境顺应自己的教育观念，那就有点痴心妄想了。特别是今年，我身在高三，能够亲身体会高考的压力，也能够体会“应试”二字的沉重的分量。我觉得，不管是衡水中学，还是其他被称为“神一样”的中学，在这种体制下的艰难生存已颇为不易，那些高高在上、没有亲身体验中学生活的所谓的学者，也请你们慎用“洗脑”、“成功学”之类的标签，更不要把矛头对准这些无辜的学校与教师。新的支柱还没有竖起，旧的支柱就要被推翻，那高楼大厦靠什么去支撑呢？
编辑：林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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