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个语文特级教师的“悲壮”试验
2015年04月08日 19:32:20 访问量：232次
近一两年来，每周五晚上，语文特级教师曹勇军总会有一种“朝圣”的感觉。
一到这个特殊时间，学生们放假回家，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的校园变得空荡起来，安静得几乎只能听见梧桐树在风中“沙沙”作响。
到了晚上6点半，曹勇军习惯性地打开一间教室的日光灯。这亮起的灯光，在他看来，“有些像接头暗号”。不一会儿，十几个高中生“从学校的各个角落里冒了出来”。
夜幕中，从这间教室里透出去的灯光，差不多是教学楼里唯一的光源。
灯光会持续两个小时，这是曹勇军和十几个高中生的夜读时间。从2013年冬天起，这位南京知名的语文老师办了一个“经典夜读小组”，带学生读一些经典著作。
这在其他高中语文老师眼里，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山东一位语文老师听说后感叹，“毫无疑问，曹老师做了一件很多语文老师想做却未必能做到的意义深远的事”。
如此赞誉却让曹勇军高兴不起来。他回忆，当时办经典夜读小组，是因为看到不少学生到了高中，“除了考试和练习册，早已不知阅读为何物”。于是，快要退休的曹勇军试图给学生上自己心目中的阅读课。
其中隐藏着这位老教师对语文教育改革还没褪去的壮志。曹勇军说，每次打开阅读教室的那盏灯时，都愿意相信自己开启的，“不仅仅是一盏日光灯”。
语文阅读教育正在被“异化”，是“测试性阅读”，甚至是“不折不扣的伪阅读”
2013年11月23日，曹勇军第一次带着学生夜读，他记得，“那天晚上的灯光格外明亮”。
这也是这位感性的语文老师心情的写照。当晚，灯光下终于凑齐了十来个学生。此前，他的阅读课计划差点就破产了。
头一次办这个活动时，他等了半个小时，才来了3个学生，其中俩没看完他指定的书目。当时，曹勇军有些没底气，而学生们也不理解“曹老师为什么要搞阅读小组”。
毕竟，高中生要阅读的课文和考试素材并不少。但在曹勇军看来，在应试的环境下，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
他走访过不少中学，发现一个现象——“相当一部分学生大量时间花在操练跟阅读无关的现代文阅读题上”。有些“薄弱学校”甚至早早给学生准备了“38套模拟题”之类的考试读物。
这位江苏省特级语文老师直言了一个“惨烈”的现实：语文阅读教育正在被“异化”。他犀利地称这种瞄准应试而进行的阅读，是“测试性阅读”，甚至是“不折不扣的伪阅读”。
这并非曹勇军一个人在“危言耸听”。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杨启亮曾戏谑地感叹：“想不到在中国有一种东西叫现代文阅读，想不到中国有这么多孩子在做它，想不到他们居然还能做对。”
有时，学生的现代文阅读“悟性”，令曹勇军哭笑不得。有学生得意地说，“曹老师你看这道题是4分，那就至少有4个或两个得分点”。在反复的应试化练习后，学生们可以近乎条件反射般地揣摩出命题者的意图。
可命题者偶尔会被自己弄糊涂。曹勇军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人将一套现代文阅读题拿给出题人做，但出题人说，“这是我去年出的题目，答案我没有带。”
作家周国平的遭遇则更令人啼笑皆非。在上海图书馆建馆60周年馆庆的专题讲座上，周国平讲到，有一次朋友的孩子拿出他写的文章《面对苦难》，要他按中学语文考卷的要求进行“阅读分析”。结果，周国平只得了69分。他笑言，“朋友的孩子不禁嘲笑我说，‘看来你比我还要差，我还得了71分呢’”。
周国平的“低分”给曹勇军带来了思考。曹勇军坦言，“作者并不知道作者想在文章中表达什么意思”这句听上去充满悖论色彩的话，暴露了当下语文阅读教育难言的尴尬。
教龄超过30年的曹勇军不否认现代文阅读题的“特殊功能”——“大量、快捷、低成本测试阅读能力的一种手段”。不过，他担忧这种“测试性阅读”成为一些高中生“最重要甚至唯一的阅读文本”。
曹勇军第一次和学生在灯下夜读，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沈从文的《湘西散记》。他给学生列了一个有分量的、“传递价值”的书单。其中有寻找自然和诗情的《海子的诗》和《大地上的事情》，有反思极权主义的《1984》和反科学乌托邦的《美妙的新世界》，还有一些文史哲著作《美的历程》、《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哲学简史》。
按照现代文阅读考试要求而进行的对“文章细部刻意的、人为夸张的理解”，被这位语文老师完全摒弃。对像讲解考试题那样告诉学生“这个是‘关键词理解’、这个叫‘把握作者的情感’、这个叫‘手法鉴赏’”的做法，他显得很不屑。
“任何人不会这样去读文章，除非他是神经病。”他说。
“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是一种崇高的训练”
自从有了那晚“格外明亮”的灯光后，阅读教室的灯几乎每周五都会亮起。
经典夜读小组的女生霍晨这样回忆夜读时的心情——“在大多数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时，我们在这里开始了属于自己的‘阅读盛宴’”。
一份《夜读记》记录了学生口中“阅读盛宴”的一些片段。在读梭罗《瓦尔登湖》中《阅读》这一章时，曹勇军让学生找出关于阅读的最受启发的句子，并谈谈感受。
这是当时讨论的部分对话——
朱冠怡：“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有时能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众星，凡能观察者都可以阅读它们。”感觉这个句子很有哲理，又有美感。
曹勇军：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不要迷惑于华美的言辞，关键要看后面的思想。
杨思羽：我最喜欢的是“我愿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富的思想”，来到瓦尔登湖。思想的丰富，是无穷的，能引发人生的彻底改变。
曹勇军：本章第3节“读得好书，就是说，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是一种崇高的训练，这花费一个人的力气，超过举世公认的种种训练。”——我们的夜读活动正是对这个句子最好的注解。
十几个学生围坐在椭圆形木桌前，不是在听老师向他们灌输方法和道理，而是按照要求先将指定书目读完，在周五夜读时参与讨论。之后，他们还要完成读书报告。
在描述这种难以传递的“私密”阅读体验时，霍晨用散文化的语言写道，“每次结束夜读之后，我都久久无法平息自己激动的心情，走向学校大门的步伐更坚定，风在耳边沙沙作响，脑海中还不断在回忆刚刚激烈的讨论和老曹说过的话”。
带着十几个学生一年读完17本经典著作，让曹勇军获得不小的成就感。不过，在那间教室之外，高中阅读教育的现状仍然令他担忧。
跟美国教育界一位同行的交流，加深了他的这种忧虑。曹勇军曾问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师学院教授傅丹灵，“美国中学如何上阅读课”。傅丹灵介绍，美国的九年级学生（高中一年级学生）每周的阅读内容，除了精选的作业（平均每周3~4篇故事和散文）外，还有13个短故事和7个说明性文本。学生在家里阅读，在课堂上讨论，课后还要完成一篇文章。
从直观的阅读数据和方法上，曹勇军看到了中美母语基础阅读教育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位苏教版语文教材编写者忧心忡忡地说，“很多学生不仅不读课外书，连课文都不好好读了。”
在曹勇军看来，这并不能怪学生，更荒谬的现状是，“不少老师自己都不读书”。他曾问一些年轻教师是否读过某些书，那些80后老师表情尴尬，只能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这些年轻老师可以被称为‘做卷子长大的一代’。”曹勇军形容道，“他们能做的就是捧着教材，把答案搬给学生。难怪很多学生很鄙视语文课。”
在宏观的教育设计中，“让学生读整本书是被倡导的”，有的课程标准中还会列出书目。不过，在教育一线实践30多年的曹勇军深感，“纸上的东西落实起来很困难，并且这些要求没有配套措施”。
高考命题者试图用考试指挥棒来引导师生们重视经典阅读。曹勇军介绍，江苏将《红楼梦》、《三国演义》、《哈姆雷特》等10本名著列入高考必考书目。在江苏文科高考语文试卷的40分附加题中，这些名著会以两道解答题的形式，占据影响考生命运的10分。
但听上去有些讽刺的事情发生了。“有些老师如何上《红楼梦》呢？他们将这本名著的一章一回碎尸万段，变成一个个考试点，让学生读。”
这位年近60岁的老教师很无奈，“好好的《红楼梦》变成了‘红楼梦复习资料大全’”。但他也能理解，在应试的浓郁氛围下，“不少老师变得短视和急功近利”。
“要毁掉哪一本书，就把它放进高考必考书目里。”他开玩笑说。
在无法逃遁的应试空间外，曹勇军想给经典夜读小组的高中生开辟一片阅读的“桃花源”。
他带学生去半山园寻找王安石遗迹，探讨“王安石和他的时代”；在南京著名的先锋书店讨论奥威尔和反乌托邦的可能，还坐在台城的石砖上，朗读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
“温情的教育改良者”并不能完全跳开应试的话语体系
回到校园，每周五晚上那束灯光，有时在曹勇军心里，“显得有些孤独”。
他翻出一本厚厚的黑皮笔记本，里面是学生们轮流写的一页页阅读记录。翻到中间，夹着几张请假条。大多数请假的原因是“补课”或“家里有事”。
这些夜读的高中生，平日里要忙着上课和补习，有很多的考试要应付。为了挪出读书时间，他们有的攥住课间和午休时间，有的抓紧晚上睡前的20分钟。
经典夜读小组成立后，有新成员加入，也有不少人“艰难”地退出。一个学生在给曹勇军的《退出经典夜读小组申请书》里写着，“这些天我经历复杂的思想斗争。斗争围绕‘我是否学有余力’展开。虽不愿意承认，但我确实不是学习轻松的学生，如果我继续维持这种状态，很可能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退出的学生大部分是因为课业负担太重。曹勇军解释，“有人考试成绩有了波动，心理压力会很大，家长会担忧，甚至有的科任老师也会有意见”。
在召集经典夜读小组成员时，曹勇军也设立了门槛，其中包括“学习成绩排名”。他承认，这种特殊的阅读课是对优秀学生的“私人订制”，面对的是“考”有余力的学生。他将自己的阅读课视作对应试化阅读教育的“一种突围”。
一位同事称曹勇军就像《堂·吉诃德》中大战风车的人，不计报酬地进行着阅读教学实验。不过，这位同事也认为，像曹勇军这样的优秀特级教师也要面对现实的眼光，“如果学生成绩不好，学生和家长也不会买账”。
有人问曹勇军，经典夜读究竟对学生考试成绩有没有影响？尽管初衷不是为了应试，但这位自称“温情的教育改良者”的教师，并不能完全跳开应试的话语体系。
他可以给出满足功利主义者期待的答案。他介绍，在一次模拟考试中，南京市语文考试作文得分65分以上的考生中，有4人是经典夜读小组的成员。
另一个例子听上去也很符合现实主义者“有用”的价值观。经典夜读小组的一位学生，在申请一所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时，高校老师听说他跟着老师一年读了17本经典著作后，对这个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几天前，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对着坐满一间小报告厅的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曹勇军分享着他的语文教育故事，其中包括经典夜读小组。在场的一位高中语文女教师私下说，“他做的事情，一般普通老师做起来是很难的。毕竟他有特级教师的能力和威望”。
而曹勇军周五晚上从阅读教室的窗户向外望去，有时一片寂静，有时夜雨敲窗。抬头看看头顶上的亮灯，他有时会感觉到“孤独”，甚至是“悲壮”。
不过他说，这里的“悲壮”不是一个贬义词。
一到这个特殊时间，学生们放假回家，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的校园变得空荡起来，安静得几乎只能听见梧桐树在风中“沙沙”作响。
到了晚上6点半，曹勇军习惯性地打开一间教室的日光灯。这亮起的灯光，在他看来，“有些像接头暗号”。不一会儿，十几个高中生“从学校的各个角落里冒了出来”。
夜幕中，从这间教室里透出去的灯光，差不多是教学楼里唯一的光源。
灯光会持续两个小时，这是曹勇军和十几个高中生的夜读时间。从2013年冬天起，这位南京知名的语文老师办了一个“经典夜读小组”，带学生读一些经典著作。
这在其他高中语文老师眼里，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山东一位语文老师听说后感叹，“毫无疑问，曹老师做了一件很多语文老师想做却未必能做到的意义深远的事”。
如此赞誉却让曹勇军高兴不起来。他回忆，当时办经典夜读小组，是因为看到不少学生到了高中，“除了考试和练习册，早已不知阅读为何物”。于是，快要退休的曹勇军试图给学生上自己心目中的阅读课。
其中隐藏着这位老教师对语文教育改革还没褪去的壮志。曹勇军说，每次打开阅读教室的那盏灯时，都愿意相信自己开启的，“不仅仅是一盏日光灯”。
语文阅读教育正在被“异化”，是“测试性阅读”，甚至是“不折不扣的伪阅读”
2013年11月23日，曹勇军第一次带着学生夜读，他记得，“那天晚上的灯光格外明亮”。
这也是这位感性的语文老师心情的写照。当晚，灯光下终于凑齐了十来个学生。此前，他的阅读课计划差点就破产了。
头一次办这个活动时，他等了半个小时，才来了3个学生，其中俩没看完他指定的书目。当时，曹勇军有些没底气，而学生们也不理解“曹老师为什么要搞阅读小组”。
毕竟，高中生要阅读的课文和考试素材并不少。但在曹勇军看来，在应试的环境下，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
他走访过不少中学，发现一个现象——“相当一部分学生大量时间花在操练跟阅读无关的现代文阅读题上”。有些“薄弱学校”甚至早早给学生准备了“38套模拟题”之类的考试读物。
这位江苏省特级语文老师直言了一个“惨烈”的现实：语文阅读教育正在被“异化”。他犀利地称这种瞄准应试而进行的阅读，是“测试性阅读”，甚至是“不折不扣的伪阅读”。
这并非曹勇军一个人在“危言耸听”。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杨启亮曾戏谑地感叹：“想不到在中国有一种东西叫现代文阅读，想不到中国有这么多孩子在做它，想不到他们居然还能做对。”
有时，学生的现代文阅读“悟性”，令曹勇军哭笑不得。有学生得意地说，“曹老师你看这道题是4分，那就至少有4个或两个得分点”。在反复的应试化练习后，学生们可以近乎条件反射般地揣摩出命题者的意图。
可命题者偶尔会被自己弄糊涂。曹勇军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人将一套现代文阅读题拿给出题人做，但出题人说，“这是我去年出的题目，答案我没有带。”
作家周国平的遭遇则更令人啼笑皆非。在上海图书馆建馆60周年馆庆的专题讲座上，周国平讲到，有一次朋友的孩子拿出他写的文章《面对苦难》，要他按中学语文考卷的要求进行“阅读分析”。结果，周国平只得了69分。他笑言，“朋友的孩子不禁嘲笑我说，‘看来你比我还要差，我还得了71分呢’”。
周国平的“低分”给曹勇军带来了思考。曹勇军坦言，“作者并不知道作者想在文章中表达什么意思”这句听上去充满悖论色彩的话，暴露了当下语文阅读教育难言的尴尬。
教龄超过30年的曹勇军不否认现代文阅读题的“特殊功能”——“大量、快捷、低成本测试阅读能力的一种手段”。不过，他担忧这种“测试性阅读”成为一些高中生“最重要甚至唯一的阅读文本”。
曹勇军第一次和学生在灯下夜读，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沈从文的《湘西散记》。他给学生列了一个有分量的、“传递价值”的书单。其中有寻找自然和诗情的《海子的诗》和《大地上的事情》，有反思极权主义的《1984》和反科学乌托邦的《美妙的新世界》，还有一些文史哲著作《美的历程》、《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哲学简史》。
按照现代文阅读考试要求而进行的对“文章细部刻意的、人为夸张的理解”，被这位语文老师完全摒弃。对像讲解考试题那样告诉学生“这个是‘关键词理解’、这个叫‘把握作者的情感’、这个叫‘手法鉴赏’”的做法，他显得很不屑。
“任何人不会这样去读文章，除非他是神经病。”他说。
“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是一种崇高的训练”
自从有了那晚“格外明亮”的灯光后，阅读教室的灯几乎每周五都会亮起。
经典夜读小组的女生霍晨这样回忆夜读时的心情——“在大多数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时，我们在这里开始了属于自己的‘阅读盛宴’”。
一份《夜读记》记录了学生口中“阅读盛宴”的一些片段。在读梭罗《瓦尔登湖》中《阅读》这一章时，曹勇军让学生找出关于阅读的最受启发的句子，并谈谈感受。
这是当时讨论的部分对话——
朱冠怡：“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有时能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众星，凡能观察者都可以阅读它们。”感觉这个句子很有哲理，又有美感。
曹勇军：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不要迷惑于华美的言辞，关键要看后面的思想。
杨思羽：我最喜欢的是“我愿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富的思想”，来到瓦尔登湖。思想的丰富，是无穷的，能引发人生的彻底改变。
曹勇军：本章第3节“读得好书，就是说，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是一种崇高的训练，这花费一个人的力气，超过举世公认的种种训练。”——我们的夜读活动正是对这个句子最好的注解。
十几个学生围坐在椭圆形木桌前，不是在听老师向他们灌输方法和道理，而是按照要求先将指定书目读完，在周五夜读时参与讨论。之后，他们还要完成读书报告。
在描述这种难以传递的“私密”阅读体验时，霍晨用散文化的语言写道，“每次结束夜读之后，我都久久无法平息自己激动的心情，走向学校大门的步伐更坚定，风在耳边沙沙作响，脑海中还不断在回忆刚刚激烈的讨论和老曹说过的话”。
带着十几个学生一年读完17本经典著作，让曹勇军获得不小的成就感。不过，在那间教室之外，高中阅读教育的现状仍然令他担忧。
跟美国教育界一位同行的交流，加深了他的这种忧虑。曹勇军曾问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师学院教授傅丹灵，“美国中学如何上阅读课”。傅丹灵介绍，美国的九年级学生（高中一年级学生）每周的阅读内容，除了精选的作业（平均每周3~4篇故事和散文）外，还有13个短故事和7个说明性文本。学生在家里阅读，在课堂上讨论，课后还要完成一篇文章。
从直观的阅读数据和方法上，曹勇军看到了中美母语基础阅读教育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位苏教版语文教材编写者忧心忡忡地说，“很多学生不仅不读课外书，连课文都不好好读了。”
在曹勇军看来，这并不能怪学生，更荒谬的现状是，“不少老师自己都不读书”。他曾问一些年轻教师是否读过某些书，那些80后老师表情尴尬，只能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这些年轻老师可以被称为‘做卷子长大的一代’。”曹勇军形容道，“他们能做的就是捧着教材，把答案搬给学生。难怪很多学生很鄙视语文课。”
在宏观的教育设计中，“让学生读整本书是被倡导的”，有的课程标准中还会列出书目。不过，在教育一线实践30多年的曹勇军深感，“纸上的东西落实起来很困难，并且这些要求没有配套措施”。
高考命题者试图用考试指挥棒来引导师生们重视经典阅读。曹勇军介绍，江苏将《红楼梦》、《三国演义》、《哈姆雷特》等10本名著列入高考必考书目。在江苏文科高考语文试卷的40分附加题中，这些名著会以两道解答题的形式，占据影响考生命运的10分。
但听上去有些讽刺的事情发生了。“有些老师如何上《红楼梦》呢？他们将这本名著的一章一回碎尸万段，变成一个个考试点，让学生读。”
这位年近60岁的老教师很无奈，“好好的《红楼梦》变成了‘红楼梦复习资料大全’”。但他也能理解，在应试的浓郁氛围下，“不少老师变得短视和急功近利”。
“要毁掉哪一本书，就把它放进高考必考书目里。”他开玩笑说。
在无法逃遁的应试空间外，曹勇军想给经典夜读小组的高中生开辟一片阅读的“桃花源”。
他带学生去半山园寻找王安石遗迹，探讨“王安石和他的时代”；在南京著名的先锋书店讨论奥威尔和反乌托邦的可能，还坐在台城的石砖上，朗读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
“温情的教育改良者”并不能完全跳开应试的话语体系
回到校园，每周五晚上那束灯光，有时在曹勇军心里，“显得有些孤独”。
他翻出一本厚厚的黑皮笔记本，里面是学生们轮流写的一页页阅读记录。翻到中间，夹着几张请假条。大多数请假的原因是“补课”或“家里有事”。
这些夜读的高中生，平日里要忙着上课和补习，有很多的考试要应付。为了挪出读书时间，他们有的攥住课间和午休时间，有的抓紧晚上睡前的20分钟。
经典夜读小组成立后，有新成员加入，也有不少人“艰难”地退出。一个学生在给曹勇军的《退出经典夜读小组申请书》里写着，“这些天我经历复杂的思想斗争。斗争围绕‘我是否学有余力’展开。虽不愿意承认，但我确实不是学习轻松的学生，如果我继续维持这种状态，很可能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退出的学生大部分是因为课业负担太重。曹勇军解释，“有人考试成绩有了波动，心理压力会很大，家长会担忧，甚至有的科任老师也会有意见”。
在召集经典夜读小组成员时，曹勇军也设立了门槛，其中包括“学习成绩排名”。他承认，这种特殊的阅读课是对优秀学生的“私人订制”，面对的是“考”有余力的学生。他将自己的阅读课视作对应试化阅读教育的“一种突围”。
一位同事称曹勇军就像《堂·吉诃德》中大战风车的人，不计报酬地进行着阅读教学实验。不过，这位同事也认为，像曹勇军这样的优秀特级教师也要面对现实的眼光，“如果学生成绩不好，学生和家长也不会买账”。
有人问曹勇军，经典夜读究竟对学生考试成绩有没有影响？尽管初衷不是为了应试，但这位自称“温情的教育改良者”的教师，并不能完全跳开应试的话语体系。
他可以给出满足功利主义者期待的答案。他介绍，在一次模拟考试中，南京市语文考试作文得分65分以上的考生中，有4人是经典夜读小组的成员。
另一个例子听上去也很符合现实主义者“有用”的价值观。经典夜读小组的一位学生，在申请一所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时，高校老师听说他跟着老师一年读了17本经典著作后，对这个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几天前，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对着坐满一间小报告厅的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曹勇军分享着他的语文教育故事，其中包括经典夜读小组。在场的一位高中语文女教师私下说，“他做的事情，一般普通老师做起来是很难的。毕竟他有特级教师的能力和威望”。
而曹勇军周五晚上从阅读教室的窗户向外望去，有时一片寂静，有时夜雨敲窗。抬头看看头顶上的亮灯，他有时会感觉到“孤独”，甚至是“悲壮”。
不过他说，这里的“悲壮”不是一个贬义词。
编辑：林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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