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内容不仅要通过传统的显性课程形式来传授,而且还应特别注意通过耳濡目染的隐性课程的形式实施,这几乎是古今中外所有学校的一致做法。知识可以是从彼到此教出来的和学出来的,不教不学当然就不会了解和掌握知识,但人的素质却不能仅通过课堂教学得来,需要在生活中学、在实践中学。就古典渊源而言,早有教育来自生活的事例,诸如先民的生活与宗教密不可分,这样宗教也即成为学习礼仪的必要环节。汉以后,祭祀等礼仪还成为学校生活的重要活动。唐太宗以后,除中央国子监及地方州学以外,“庙学”制增及县学,直到晚清不变。即便宋以后兴起的书院教育以及佛门的书院教学等,都带有“庙学”的影响。直至香港中文大学当下通过学院和书院并行制推动素质教育,更是对显隐并重的课程形式的自觉运用。
“二战”以来,在发达国家首先表现出的科学综合和行业综合的趋势已愈来愈突出。表现在高等教育方面,减少专业数量,提倡学科交叉,增强课程间的融合,关注学生终生学习能力培养已逐步成为我国大学发展的主旋律。在这种背景下,人的素质如何自然成为关注的热点,它是着眼于人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然而,在人的所有素质因素中,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则又是“做人”的灵魂,是蕴藏在国民心中推动国家和民族前进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在西方大学,他们把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称之为“德育投资”,认为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德育已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学校要开设的必修课程；譬如美国的公民课:日本的社会课;加拿大的道德价值教育课;新加坡和比利时的道德教育课;匈牙利的世界观基础课等。我国大学也专门开设有思想政治品德课,国家曾组织过多次专题研究,反复改进,非常必要。
要正确认识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相互借鉴融合的问题。通识教育是一种哲学观,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两者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大学素质教育问题的提出相对较晚,通识教育的很多做法是可以直接用之于素质教育的,譬如国外普通采用的“2+2修读模式”等。甚至有著名学者指出,通识教育“实际上是全面素质的教育”。这里,将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完全等同虽然并不准确,但应看到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素是相对,而且两者近年来都有互相接近的趋势。虽然,素质教育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种思想和观念,但素质教育并不排除通过一定的形式加以强化;虽然,素质教育不重在开设出多少门课程,它更多关注的可能是一种能力、一种思维形式或情志倾向等,而素质的种种表现又是以人的扎实的知识素质为基础的,基本的知识与技能仍需要通过传统的课程讲授:虽然,通识教育是相对专业教育而言的,但美国高校现在也注意把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同样可适用于专业教育的理念与方法来加以认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