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我们的德育缺什么？

　　刘海洋用硫酸泼伤了两只熊，对此事义愤填膺、扼腕痛斥的也有，为其开罪、大谈“话说回来”的也有，姑且不论大家对“人”和“熊”的关系是持公理也好，婆理也罢，其中喊得最响、说得最久的无非是“道德”两字。这里再说“道德”，未免会有“俗”的嫌疑，至于会不会被戴上小题大做、“无事生非”的帽子，也只有看读者在再见“道德”之时有没有嗤之以鼻了。然而，我们的媒体何以肯如此喋喋不休地抓着“道德”不放，那样苦口婆心地进行道德“说教”，并且冒着被戴帽子的危险呢？也许，正是刘海洋事件，将某些曾经被我们忽视太久了的东西拉入了我们的视野，使“道德”两字好不容易有理由成为我们的关注焦点；也许，“道德说教”因为它根深蒂固的“极左”和“落伍”的罪名而被我们刻意轻视得太彻底了；也许，我们确实需要一堂喋喋不休的说教课，来刺激我们的道德神经了。而刘海洋适时地做了一回靶子，不管伤熊一事是否关乎“道德”两字。

　　当我们为此事争论不休的时候，又有一则报道给了我们一个继续喋喋不休的机会：贷款读书的大学生，毕业后还贷率很不理想。无论如何，贷而不还，总有几分理由关乎道德问题了。贷而不还，无外乎三个原因：没有能力还贷，还款意识不强或者故意不还，三者都有失之于诚信。读者似乎更乐于接受“诚信”的字眼，因为它要比“道德”亲切和实用许多。诚信本身就是一种资本，一个“诚信”的人，可以赢得别人肃然起敬的眼光，赚到用人单位的赏识和重用，而一个“有道德”的人，相信大多数人可以容忍他只存在于经典阅读中，现实中说一个人“有道德”，则多少带着那么一点别的味道。然而，有关部门针对大学生还贷问题所出台的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课中加入诚信教育的内容，不知道这时候，“诚信”会不会又成了某些人不屑的对象？

　　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龚海泉主编的《走进新世纪的高校道德教育》一书，分析了知识经济、“绿色经济”时代对道德素质要求的新发展，突破传统有关道德教育的论著好戴高帽的窠臼，在道德价值观教育、经济道德教育、科技道德教育、生态道德教育和道德心理素质教育等各方面都大大加强了情商渗透的内容。书中所建构的高校道德教育体系———新世纪道德教育的时代特点、目标导向、教育模式、教育内容、途径方法和教育机制———也不是等级森严的堡垒，而是以21世纪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基本要求为切入点，借鉴传统和国外道德教育的经验和启示，尽量从理论上解决道德教育的渗透问题，并改进和创新了传统的德育方法，为德育渗透实践提供了多种渠道和具体方法。

　　为什么我们一提起道德就总给人一副扳起面孔说教的姿态，为什么只要我们一用道德来诠释某事就总给人“大言微义”的感觉，为什么事关道德，媒体总要竭其所能喋喋不休呢？是我们的道德教育出了问题，并且随之而来的是我们自身的道德素质出了问题。首先，中国德育的主渠道是课堂，思想品德课也好，思想政治课也好，都是把德育作为一种课程形态的东西进行灌输的，所灌输的内容又都是高姿态的，对学生的道德评价最终落实在知道与不知道的标准上，而不是要解决做与不做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传统教育知识授受为本的弊端日益显露，能力和知识成了素质教育实践中被我们不断倡导的主角，甚至有不少人认为能力的培养便是教育的全部了，这样，课堂形态的道德教育特别是大学的德育课程几乎形同虚设，从小便被灌输的道德“大义”足够用来应付评价知道与否的考试。其次，道德教育并没有完成其育人的目标。教育之大超乎“育材”之大，教育更负有“育人”的任务。但是真正做人的东西是必须要渗透的，我们不能因为缺盐，抓把盐往嘴里一塞就算是补了盐了，传统课程形态的道德教育无疑是这种补盐的方式。所以媒体作为课程以外的一大渗透渠道，才用其特有的苦口婆心来强化我们的德育渗透。再次，我们所做的德育工作无论是通过课堂途径还是渗透途径，主要还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姿态很高，口号很响，和时代挂钩、与竞争有益的内容涉及的很少，这不仅使学生对德育的毫无亲和力的说教方式产生了逆反心理，甚至出现了“道德无用”的论调，在不少人看来，凡言道德的便都成了帽子戴得老高的侏儒。那么，道德究竟是什么？是一碗可以充饥的米粥，一件可以用来避寒的衣服，一个给人归宿感的家，还是一篇带来美的感觉的文章？道德是不是生存的必需品？传统高调的德育工作及其对学生道德的评价标准在回答学生的这些质疑时未免捉襟见肘，甚至自相矛盾，从而又加深了学生的怀疑。不可否认，“道德无用”的论调在学生中呼声不低，在年轻一代中的占有率不容忽视，即使这些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思想品德课上获得高分。

　　CEO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词，知识经济时代，当人们对成功的定义从传统的仕途领域解放出来时，首席执行官成了引人注目的新成功人士，CEO也成了财富和地位双赢的代名词。然而，在中国，成功的人很多，有钱、有地位的人更多，为什么CEO偏偏引领风骚，赚尽大学生们羡慕的眼光呢？或许，这些人身上闪耀的人格魅力比他们所拥有的外显的财富和地位更具有吸引力，他们所拥有的高情商比他们的智商更具魅力。学生们并不是不要道德，他们拒绝的是姿态老高、面目可憎的道德说教。

　　所以，如果我们的德育工作可以放低姿态，多渗透一些知识经济时代所需的具体的道德素质，比如诚信、敬业、谦虚、坦率、自信，比如三思而行、团队协作、公平竞争、以义求利，比如学会关心、学会学习、学会生活，比如热爱自然、保护环境、关心可持续发展，这些具体的道德素质，用一种时髦的说法，就是“情商”，相信以情商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会很具有亲和力，学生也乐于接受，不仅以静态的知识接受，解决知与不知的问题，而且渴望将其融入自己的整体素质中，就像盐融于水，有味无痕，最终解决做与不做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多次提到“情商”，并不是为了过一回赶时髦的瘾，现在的学生们大谈“情商”，也不是纯粹为了攀比摩登。作为道德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它似乎更能用“微言”来回答道德的“大义”。